 冯友兰 冯友兰晚年曾自撰寿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在自注中他说：“上联勉行，下联言志。”[1]可见儒家中庸思想在其哲学生涯中的重要性。他一生致力于哲学与哲学史研究，其道路坎坷，当中亦经历过思想转向，按他自己的话说，甚至“道术多迁变”。不过其中不乏一以贯之的东西，儒家的中庸思想在我看来即是。下面我们将沿着冯友兰学术活动的四个时期，来考察中庸思想贯通在其哲学之中。 一、人生哲学中的中道哲学 第一个时期大致是20世纪20年代，代表作是《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前十章其实是冯友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博士论文的中译本，在当时名字叫作《天人损益论》。书中根据哲学家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将人生哲学划分为三种：损道、益道以及中道。当时冯友兰思想的特点是尝试打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界限，他以为东、西方的差异只是地域上的差异，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是思想上的差异。他将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合在一起进行考察，从人生哲学中选出十家作为代表进行比较。发现各派别的不同其实就是损益的不同，以及损之程度与益之程度的差别。比如中国道家、柏拉图和叔本华，都认为现实世界及人生为不好，不好之根源又皆起于人为，这三派的哲学均可名之为损道。三者之中，道家并不否认现世，认为只去掉人为即可得一完美世界，此派可名之为浪漫派；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之上另有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此理想世界虽不可见但可以思，此派可名之为理想派；叔本华也认为有一个完满的世界存在于现实的世界之上，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既不可见又不可思，此派可名之为虚无派。益道各派别亦可作如此之分析。如此来看，则中西人生哲学的思想在本质上实无太大差异。可见，这正是此一时期冯友兰试图打破中西文化界限之努力。至于冯友兰如此做的动机，则和他的儒家“中庸”思想或者说“中道”思想有关。冯友兰说：“在《人生哲学》中，我把所谓十派别平列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偏向。实际上，我的偏向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中道’。在《人生哲学》的最后两章，第十二、十三章我提出了‘一个新人生论’。这就是我在当时所认为是“中道”的人生论。”[2]178-179这个“新人生论”，其实是以中道哲学（儒家哲学）观点为主要内容，核心概念即所谓“中”“和”。即用理性调和人之私欲及因欲而起之种种矛盾，达到适当也就是“中”的程度。在这个程度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38，社会可成一个“大和”，则美满人生可以实现。在新人生论中，尽管冯友兰“博采实用主义及新实在论之见解”[4]205，然我们看到，儒家之中道观实才是根本。 二、中国哲学史的新撰写方法 第二个时期大致是30年代，以二卷本《中国哲学史》为代表。要问，哲学史中也会有著作者的中庸思想？我们说有，而且主要体现在方法上。孔子就有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3]22的方法。“两端”是事物发展的两个极端，是“过”与“不及”，只有取其“中”，才是恰当的处理方法。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体现的中庸之道，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成见”与“赞成”之中，亦即“了解之同情”。金岳霖认为，作为一个哲学家，可以有自己的成见，而且必须要有自己的成见；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对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及其哲学，则不能有自己的成见。带着自己的成见去写哲学史，就“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4]618，哲学史就失去它作为“史”的公允。同样也不必赞成某位哲学家及其学说，有赞成必会有不赞成。应该持有的态度是陈寅恪所谓“了解之同情。”[4]612了解也是一种见，不过不是成见；同情与赞成相同，立场却不一样。从大处来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确实是真正的哲学史家之作，而不是哲学家之作。陈寅恪认为，作为哲学史家，对古人之学说思想，“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4]612即设想自己站在古人之时代，体会当时古人之思想，这样才会避免流于穿凿附会。冯友兰也正是如此做得比较好者。第二，“事出有因”与“查无实据”之中，亦即“正”“反”“合”之所谓“合”。由于历史年代久远，哲学史上对古代事物的传统看法，现在多已经“查无实据”，而查无实据并不代表没有，还应当注意其多“事出有因”，因此不能直接否定。冯友兰认为，前人对古代事物之传统看法，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所谓“正”，近人指责前人说法多为“查无实据”，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所谓“反”，若谓虽“查无实据”却“事出有因”，这就是“合”。求真与求实得以兼顾。第三，“信古”与“疑古”之中，亦即“释古”。冯友兰“三史释今古”，可见“释”之一字实为其哲学史之根本撰写方法。信古，即是盲目相信古代著作。而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考证出来很多是伪作，不能当真看待。例如《庄子》一书，相传是庄周所作，但其中有些篇章记载庄周死后之事，显然不可能为真。五四时期又兴起一种“疑古”风气，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疑古派做大量“辨伪”工作，然而有时候辨本来不真之著作之伪，往往流于无的放矢 ，失去其意义。冯友兰持执中之论，认为“真既不存，伪亦不立”[2]189。真与伪是相对的，伪书也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伪书不能代表它所伪造的时代的思想，却能代表把它创作出来的时代的思想，把它当作它被创作出来的时代的著作，那就是真的材料。对这类材料，加以审查之后，就可以使用。这就是冯友兰“释古”的工作。其要旨即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