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三种不同维度的人性观：伦理学维度的人性观，教育学维度的人性观，政治学维度的人性观。伦理学维度的人性观，把人性或界定为善，或界定为恶，抑或界定为不善不恶、有善有恶。伦理学讨论人性是通过善恶的评价，引导人们向善进而做善举。教育学维度的人性观，虽然也讨论人性的善恶，但它看重的不是人性善恶本身，而是人性能否改变，从而为教育塑造人性奠定基础。政治学维度的人性观，即不讨论人性的善恶，也不企慕人性的改变，而是关注人性的现实和如何利用人性达到治理或统治的目的。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人性观就是政治维度的人性观。 治国必因人情。韩非主张“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八经》下引只注篇名)，治国要“循天顺人”。(《用人》)所谓治国因人情，循天顺人，就是根据人情的现实治理国家。因情治国，循大顺人，是韩非提供给封建君主治理国家的一个基本方略。为什么如此呢？在韩非看来，人情就像天道一样不可违背，而天道就是自然界的规律，所以必须根据人情实际来治理国家。 人情好利恶害。何谓人情？人情即人的本性。“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显学》)韩非认为人生来就有的非所学于人的自然本能即人性。那么人性的实际如何？“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难二》)“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弑臣》)即人的本性是喜欢好处，厌恶坏处；人的常情是安全有利的就靠近它，危险害人的就离开它。并于人好利，韩非有两段经典论述：“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外储说左上》)在韩非看来，无论是地主还是雇工，他们在表面为别人时，实际上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之所以努力为别人做事，只是为了在对方那里获得更多的利益。“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备内》)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表现为对别人爱的行为，还是表现为对别人恨的行为，都是为了利益。 好利恶害无善恶。学界多以为韩非是主张人性恶的，理由之一是他曾经师从荀子，而荀子是主张人性恶的；理由之二是他主张人好利恶害，而好利恶害就是性恶论。其实，韩非虽然师从荀子，但并没有师从他的性恶论；韩非虽然多处论述人好利恶害，但没有一处把人的本性说成是恶。为什么不把人好利恶害说成是善或恶呢？韩非给出两点理由：其一，好利恶害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所以无所谓善恶。“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解老》)“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定法》)在韩非看来，人由于自身的能力和外在的条件，必须靠追求利益才能活下去，必须好利恶害。因而，好利恶害是无所谓善恶的。其二，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讨论人好利恶害的本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要把握人是好利恶害这个实际并根据这种实际来治理国家就可以了。这就是韩非人性观与其他人性观相区别的根本点，是他政治维度人性观的集中表现。 因情赏罚。韩非虽然对人性持无善恶的态度，但从治理国家的维度对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还是表现出积极肯定的取向。这一方面表现为治理国家对人好利恶害之本性的利用；一方面表现为对不好利恶害之人的否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