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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来深圳后，有一位学兄对他帮助很大。学兄也是苦读书出来的农村孩子，当时已经是个副科长，知道他的经历后很是同情他，就让他在自己的手下干。后来，他通过苦干紧跟学兄其后一块进步，两个人好得跟一个人一样，相互帮衬，互相维护，单位的人说，这两个人好得就是老婆不是共用的。他还跟别人开玩笑说，你怎么知道老婆不是共用的。因为，这两家人好得跟一家一样。 他跟我说，那时候他是快乐的。 接着，事情开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是学兄提了科长后，很快他也被提拔为科长，两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当官的路如同爬山，越往上，路越窄。官场上，越往上位子越少。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两人是相互帮衬的，有了利益冲突，两人就开始拆台了。冲突的开始是单位里空出了一个副处长的位子，一开始是微妙的无声的，有时甚至双方还带着笑容的。后来就越来越公开化了。 我知道，从此两人甚至是两家，都没有了快乐。 我作为旁观者，看了很痛心，但我也无奈，因为这个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我也说不清是谁的责任，只是这个冲突越来越激烈。今晚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就是因为得知，单位里正在开始研究干部时，有人给每一位班子成员写了一封告他的匿名信，他认为一定是他的学兄。所以，他声称一定要报复。为了升迁，两位通过苦读书上来的士子，开始了血淋淋的“战争”，这个战争的结局，一定是两败俱伤。 这样的“战火”自古就有之，一直烧到今天，并且在几乎争夺任何级别的官僚位子上燃烧着，区别只是在于，“火”大“火”小而已。 中国的士人们，总是在相互残酷地斗争着。以上的故事，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缩影。 2趋利避害，中国士人扭曲的政客人格 自古以来，中国士人便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士志于道”，对有些人来说它是改造现实的崇高理想，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只是追名逐利的漂亮借口，无论如何，它们的前提都是权力的支撑。权力，成了左右所有士人成功或失败的魔掌。在这个魔掌下，他们纷纷放弃了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反抗精神，逐渐沦落成了崇上媚权的“文人”、耍弄权谋的佞臣、争风吃醋的“怨妇”、怀才不遇的“隐者”、构陷同僚的小人……在中国，几乎每个士人都是政治家，至少也想要成为政治家，但是，他们中间很少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纯粹的哲学家。在根本上，他们的快乐与悲伤首先是在官场得意与否，然后才不得不做“他想”，才愤世嫉俗，才退隐江湖，才“乐”得“逍遥”。几乎所有人的个人理想都是国家化、政治化的，“修齐治平”，无论是修身还是齐家，它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了治国安邦平天下，都是要当官。“修齐治平”的政治追求、混迹官场的圆熟诡诈与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榜本质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士人知行不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政客人格。 随着先秦封建社会的终结，群雄并起的政治格局彻底消亡，秦王朝专制政体一统天下，士人的生存空间、精神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力挤压。士人之间的内讧更是愈演愈烈，无限升级，以致发生了“焚书坑儒”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极端事件。士人的内斗由文人相轻、相残，向你死我活全面深化。 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到清王朝的文字狱，士人受了两千年的迫害，可谓血泪斑斑。但是，只要我们略微仔细观察一下，其实每一处血迹里都能看到士人自我相残的印迹。这种士人的内斗有时是圈子之争、见识之争、意气之争，或者干脆就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随着斗争的残酷性不断增强，士人的政客人格也被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来，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恃强凌弱、党同伐异、卖友求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们主导的文化精神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这个民族，害了全体国民。因此，鲁迅说他们一直是掌权者的“帮忙”与“帮闲”。 中国士人由于自己的先天不足，一直处于这样的困境：对上，他们无力约束君权与官权；对下，他们无法改造愚昧的暴民；对内，他们无法团结一致、形成共识。结果，极权产生暴君，暴君导致暴政，暴政催生暴民。在一治一乱的历史交替中，在不断的内讧与自我分裂中，他们时而依附于暴君专制，时而顺从于暴民专制。无论何时，他们始终是强权的附庸。好在中国的暴君大都是暴民出身，使他们总能找到“辅佐明主”、“天下归心”、“山呼万岁”的堂皇理由。 “五四”时期，一代觉悟的知识阶级试图重新建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并努力对包括自己在内所有国民进行文明启蒙。然则，掌权者积重难返，知识者积习难改，暴民们积怨难消……中国的历史，到头来还是陷入找不到新起点的轮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