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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四”，是一个呼唤“人”的时代。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无不围绕这一中心以展雄风，后人对“五四”精神的总结也基本反映了这个时代强音，诸如“人的运动”、“人的觉醒”、“人的发现”等等，不一而足。亲历了“五四”的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就曾这样概括他所经历的“五四”：“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艺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9）的确，“人的发现”或说“个人主义”在新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对此，我们不难从新文学发生之初气质的同构中窥见一斑。 我们看到，当时的知识群体无论是激进派还是自由派抑或保守派的模板，也无论是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还是现实主义（当时又称“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的造型，他们一方面叙写颂扬着一个充溢着激情与感伤的伟大自我，另一方面又把道德感不约而同地归结到了“爱”与“同情”上，这即是梁实秋总结并得到夏志清认可的那句话：“当时的现代中国文学‘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和‘人道主义’。”（10）但是，中国苦难的历史语境并没有给以“自我”为核心的“为艺术而艺术”留下太多余地，而是赋予了“为人生的艺术”以更多的历史激情，于是，以“爱与同情”为底色的“人道主义”成为引领时代文学潮流并堪与宗教情怀比拟的超验正义。“五四”时代，“什么是新文学”构成了对每一位思想先驱和文学先驱的拷问。他们从西方文学中受到了启迪，同时又有很多的无奈和尴尬。毕竟，中国传统的文学缺乏宗教感，而新文学的选择要想另辟蹊径，那就非人道主义莫属。这个判断不但真实“可信”，而且鲜活“可爱”：“大体说来，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11）在这个意义上，将人道主义的情操置入新文学的骨髓并让其流淌在作家作品的血液中就显得弥足珍贵。 在笔者看来，对人道主义倡导并非最早、也不属于引领型“主撰”的周作人，却是后来居上、独具慧眼的一位新文学精神的担纲者。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将新文学的“来龙去脉”给予了相当到位的描述。值得一提的是，文学革命时期的周作人在理想情怀和现实关怀上体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他这样说：“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15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19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Froebel与Godwin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个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周作人的立意还在于要“人”过上“理想生活”：“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20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人类的意思。”他的总结也颇为明了：“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更为精妙的结论或说告白还在这里： 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兼爱的理由，为“已亦在人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12） 笔者之所以长篇累牍地引述，原因是要由此全方位观察周作人文艺观的风貌，以区别他与其他同仁的路径。 综上，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周作人也和时代同仁一样，对“女人”与“小儿”格外关爱；二是这个“爱”是平等的“博爱”，是“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的人文关怀，不是某一类人的，哪怕是最应该首先同情的弱者，诸如“女人与小儿”；三是否定“慈善主义”，不做垂直式的居高临下的施舍与同情，而是以平行式的人人自爱、人格各自独立的态度来达到爱人的人道目的。 在这一点上，五四时期的周氏兄弟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时兄弟两人同时对日本白桦派领袖武者小路实笃的剧作《一个青年的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4卷5号上发表了《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对之发出由衷的赞赏，而随后鲁迅也满怀着同样的感情翻译了这部在艺术上并不精美的作品，无疑，他们都透过艺术看到了思想。令周氏兄弟共同心仪的是剧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以“个人”为基准的人道主义情怀：“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13）五四时期鲁迅以唐俟为笔名写的随感录处处散发着人道主义的气息：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族所要的是“人”……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的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14） 不过，鲁迅的内在气质和道德情怀决定了他的精神走向，使他更为深刻地同情弱小，而不是关爱“自我”。这种诉求的差异也决定了周氏兄弟最终的分道扬镳，鲁迅是在关爱弱小的人道主义同情中倾向了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而周作人则在越来越深的“自我”陷溺中走向利己主义，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提出“闭门读书”论，把“苟全性命于乱世”（15）当成了人生第一要紧的事，并最终落水附逆。 周作人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其思想源头显然是日本白桦派的“新村的道德理想”，周作人本人也是日本新村运动的倾情参与者和在中国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五四”时期所推崇的这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对于“人的解放”这一伟大的历史课题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对于其中所包涵的危险因子，胡适一开始就看出了端倪，并及时给予了批评与警示。胡适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实际正是针对周作人当时大力提倡并力图付诸实践的“新村的生活”。胡适认为：“新村的人主张‘完全发展自己的个性’，故是一种人道主义。他们要想跳出现社会去发展自己个性，故是一种独善的个人主义。”但胡适并不主张中国的有志青年仿行这种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是避世的，是避开社会的。这就是让步。这便是不奋斗。我们自然不应该提倡‘暴力’，但是非暴力的奋斗是不可少的。”（16）应该说胡适对于这种个人主义的精神走向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