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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文化本质上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编织和形成，对中国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当然也包括对中国专制主义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夏、商、周，还是春秋战国，以至秦统一六国，传统文化都维护专制主义。当封建制确立之后，传统文化同样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引出现代民主的重要原因之一。 春秋战国之交，分封制已经成为中央集权的障碍，于是郡县制便在部分国家出现，它使诸侯和卿大夫失去昔日封国和宗族的特权。于是，一些圣人，即传统文化的代表者，便争先从理论上论证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其中，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推出，对确立封建独裁的专制国家是有代表意义的。《韩非子·定法》篇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在《韩非子·难三》篇中则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也就是说，法不过是借法令来表达君主的意志，而术则是一种手段，深藏胸中，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坦现出来，势主要是指势位，有了势就能施法、术，三者缺一不可。有了这三者，就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 那么，怎样才能使专制主义统治巩固下去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成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始皇帝，出现了“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局面。专制主要是制民和制土地，特别是制民。商鞅在向秦国献策时说：“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类似的言论在许多圣人那里多有论述。可知，民在专制国家中，始终就是被制的，被束缚的，绝无自由可言。 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能够久盛不衰，代代相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过一些传统文化的代表者的理论概括和升华，形成一套巩固专制主义的理论和教条。例如对待民，孔子就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把民当成一种工具。那么，君主和民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韩非说：“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用其力。”民为君所用，也为君所主宰。圣人的制礼、配乐，以及制定的一系列等级制度，都是为君权服务的。在传统文化中各派学说，其主张不尽相同，但它们从各个不同角度都论证了君主的至尊，以及王者统治人、桎梏人、束缚人和奴役人的合理性。 传统文化中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古代的圣人，大多以维护君权为己任。当然，圣和王并不是没有矛盾，利益都一致。一些圣人，如果主张不符合王的思路，王就会给圣坐冷板凳。所以，圣人也好，谋士也好，大多是“以其说取合于时君”的。孔子算是一个大圣人，是学者又是政治家，有一套治国之道，他到处游说，但到处碰壁，得不到支持。诸侯、大夫都不喜欢孔子的治国之道，这就是圣人和君主的矛盾；在战国时期，许多圣人，其学说得不到本国君主的支持，改仕他国，这些同样也体现了圣和王的矛盾。但是，在圣和王的矛盾中，王毕竟是第一位的，圣是第二位的。所以，许多圣人，还有一些谋士，知识分子，都很自觉地为王者的权益服务，为他们制造巩固王权的种种理论，自己只能充当辅臣或谋士。王在圣和谋士以及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眼中总是十分神圣的，正如《荀子·正论》篇中，把王说成是“居如大神，动如天地”。“以吏为师”的提出，也是权力大于学说的表现。 由上可知，传统文化的内涵本身就有专制主义，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和各个学派，几乎没有例外都维护了王权，也维护专制主义。因此从夏、商、周以来，直至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以至秦以后的专制主义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多是自觉地论述君主、皇帝的权威，论述专制的必要性的，他们的思想主张是和现代民主相对立的。 三、“民”没有独立的民主意识 在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被束缚在专制主义下的民众，是不会有独立的民主思想的。在漫长的岁月里，统治阶级有一整套治人的方法，在思想领域里，历代圣人为禁锢人的思想，总结、加工和整理出的一整套严密教条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人们的头上，剥夺了人在社会上生存的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人身的自由。 儒家讲礼，礼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夫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说：“礼，政之舆也。”可知礼是涵括人的一切行动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都有明确约束。所以，《论语·颜渊》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其实就是按各自的社会地位规定了各自的行为。一个礼字，既禁锢了人的思想也禁锢了人的行动。但民的行为只有受礼的规范，并没有以礼规范别人的权利。俗语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是上层社会的特权，庶人没有资格讲礼，却须受礼的制约，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都有一个特定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人身失去自由，思想也失去自由，失去了人的自由和尊严。此外，还有儒家的伦理道德，讲三纲五常，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仅一个三纲，就使几乎所有的人失去了自由。 从思想上搞封建专制主义，光有这种三纲五常也还不够。因为人总是有理想和欲望的，你剥夺了他的思想自由，并不等于他就不会有所追求。所以，儒者还要提出限制人的欲望，他们抨击人的欲望是对伦理道德的破坏，提倡“君子谋道不谋食”，只有放弃“欲望”，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把天理和人欲看成是对立的，把欲看成是万恶之源，明确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后来为宋明理学所发展，进一步对“存天理，灭人欲”进行了发挥，他们说只要有人欲，就会失去做人的条件。 在这种人的思想受压抑受束缚的专制主义下，民众中怎么会出现民主思想？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在民主与科学出台之时，才有必要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等人才有必要反对“儒者三纲”，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把人变成“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在五四运动之前，民众中有多少人具备民主意识？袁世凯想当大总统，把议员找来，关起门来强迫投票，百姓谁能打出民主的旗号来反对专制？即如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说的，“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五四期间，所谓国民性的改造，主要是指打破封建枷锁对民众思想的束缚。只有把人的思想上一道道枷锁去掉，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才能为民众所接受，民主与科学也才能够成为民众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由上可知，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下，民众是不可能产生独立的民主思想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