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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变法时，胡瑗的弟子在朝中“十常居四五”，这是一股与荆公新学相抗衡的势力，故而宋神宗有“胡瑗与王安石孰优”之问。刘彝把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表达得十分清楚，说胡瑗的教授学者之功非王安石可比，这也是事实；但说“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却未免尊其师而忽略了范仲淹的重要作用。胡瑗“专切学校，始于苏湖”，其在苏州讲学即在明道（按实为景祐）年间，在湖州讲学即在宝元年间。而天圣三年，即胡瑗在苏州讲学的十年之前，范仲淹就已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了“救文弊”的思想，指出“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批评当时“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并且强调“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两年之后，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提出“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主张“深思治本，渐隆古道”，期以行之数年而使“士风丕变”。又三年之后，范仲淹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提出“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主张通过改革科举而“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范文正公集》卷九）。又五年之后，范仲淹在苏州立郡学，胡瑗始应聘而专切于学校。刘彝所说“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胡瑗“尤病其失”，实际上，范仲淹“尤病其失”比胡瑗早十年；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这是本于范仲淹的“敦教育”思想；“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这除了胡瑗的教授之功外，还应归功于范仲淹的首倡敦教育、立郡学；若无范仲淹的延聘和推荐，胡瑗也不可能“始于苏湖，终于太学”，成一时教育之盛事。 三 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等人的共同努力，庆历新政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成就了儒学的复兴之势。范仲淹说“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当时思想文化上的“弊”就是儒门淡薄，佛老激扬。儒门之所以淡薄，是因为朝廷以词赋、墨义取士，致使“学者忽其本”，“功名思苟得”；而佛老激扬，则是因为“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要抑止佛老，就必须使学者“明体达用”，把儒学从声律浮华之词、场屋功名之学中拯救出来。 欧阳修于庆历二年作有《本论》，提出“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排佛“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居士集》卷十七）。庆历新政确立儒者的“明体达用之学”，即是从“本”上复兴儒学，抑止佛老。孙复作有《儒辱》一文，认为“佛老之徒横于中国”，是“儒者之辱”。他在《与范天章书》中说：“国家踵隋唐之制，专以词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探索圣贤之阃奥者，百无一二。而非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孰克舍彼而取此。”（见《泰山学案》，按范仲淹于景祐二年冬为天章阁待制，《与范天章书》是孙复与范仲淹往来书信之一）。石介也“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三篇及《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见《泰山学案》，“三者”即文章之弊与佛老）。钱穆先生就此指出：明体达用之学“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