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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后，知行之辩问题的探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理学家朱熹建构了较为完整的知行关系学说。他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因此，“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之辩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提升到最高水准。首先，他明确提出了“行先知后”这一著名命题，认为“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必矣!”闭其次，他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思想，断定“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最后，他对知行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阐释，认为知和行是“始终不相离”的，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资互用，“并进而有功”。 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对知与行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人类的知与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从“不知而行”到“行而后知”再到“知而后行”。从总体上看，孙中山先生的知行观不仅超越了古代认识论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比较地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可见，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从先秦、两汉、宋明、一直到近代，不间断地传递着“以行验知，以行证知”的优秀传统。这种“知行统一”的认识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等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基础。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传统认识论的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来源。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二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三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和检验的标准。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给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社会历史观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客观必然，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立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力量，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诚如列宁在分析历史上一切唯心史观之所以失足的原因时所指出的：“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里，也有一种“大同”思想，并且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代，诸子百家就对各自的大同世界进行了描绘。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大同思想对中国人民的影响非常深刻。到了近代以后，民族的灾难与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中国人民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和探索也就更加积极。洪秀全设计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天国。康有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构思出了一个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的大同社会。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大同理想无疑与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以“大同”来指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孟子则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振聋发聩。不仅儒家提倡以民为本，道、墨、法诸家都有这种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尽管这种思想还没有达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科学高度，但它毕竟是达到这个高度的必经阶段。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历史观的契合，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注重把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融会贯通，如毛泽东在宣传共产主义时。把共产主义描绘成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村，公共工作，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希望通过“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他人世救民的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相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底蕴。如果没有这种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李鼎民所言：“以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途径。” 作者：李军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