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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古今中外，都不会是自发形成一自然发展的。不论是社会风尚还是主体人格和全民思想道德素质，都依赖培养、塑造和规范，这种过程就是思想道德建设。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从经济建设而言，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精神建设而言，我们也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相对滞后。因此，提出既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又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操作性，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又要弘扬传统美德，既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精神，又具备典型的民族特点之思想道德建设体系，是十分必要的。那么，如何构建一个稳定坚固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呢?笔者认为：用优良的传统文化培养精神情操，通过人文素质教育塑造文化思想，以法律规范行为准则，这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的三大支柱。 一、用优息的传统文化培养人们的精神情操 中国素以文明礼仪之帮著称于世，重伦理、讲道德，并由此而构成优良的伦理道德文化。乃是中国文化精粹之所在。其代表就是儒家学说。儒家文化是哲学先验论与道德论的融合，它的一个重要涵义是：将伦理道德中心主义渗透于感知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它对中国人的精神情操和道德行为的影响。潜移默化，深远而广阔。作为儒家经典《四书》第一部一《大学》，第一句就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大意是：“大学的根本道理，在于弘扬光明善良的道德，使人民不断更新思想，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当今的人们不正是努力这样做么? 近三十年来，儒学的历史境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东亚地区经济的腾飞促成了“现代新儒家”的崛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列蒂亚·森精辟地论断：“尽管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但从最近数十年东亚在经济领域取得的引人注目的发展来看，这一地区整个的经济状况仍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成功的取得部分地甚至可以说大部分应归于亚洲文化的价值观，特别是儒家价值观。”(《亚洲的价值观与经济发展》)二战以后，以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为首的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科技方面迅速发展，而他们的文化背景却基本上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标志的，这种特征在日本尤为突出。 儒家文化与日本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相结合，已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日本当代新文化和思想道德体系，而且已经在近几十年间，渗透到日本国民的精神世界。这已不是原始儒家文化，而是一种包容了儒家文化基因的新文化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 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也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儒家文化与现代精神文明关系方面，新加坡作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以道德为立国之本的决策，认为要建立正直和谐的社会，必须弘扬儒家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精神。 既然与两千年来封建专制社会结伴而行的儒家文化可以在异邦的资本主义土地上生根开花，那么为什么不能在社会主义的故土上结果呢? 这里有一个方法问题，即：如何用优良的传统文化来培养人们的精神情操?一是坚持批判与继承，二是坚持重建与创新。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处于初级阶级的我们，必须把前代人的终点作为起点，努力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尤其是对于思想道德建设，要突出重建与创造。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道德文化，其内涵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向来有著称于世界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和精神；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宽容精神；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以及勤劳俭朴、自力更生、诚实守信的处世美德等等，这都是值得批判地继承和重建创造的优良传统文化遗产。不断发展和创造中国民族文化，重建东方文化价值观，这样既培养了我们的精神情操，又保持和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更重要的是激发了每一位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从而不断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从初级向高级发展。而胡总书记的“八荣八耻”概括精辟，内涵深邃，这是对优良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典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这其中的和谐思想，就源于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儒家和谐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性发展。 二、通过人文素质教育塑造人们的文化思想 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我们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 针对邓小平同志这一极其重要的论断，我们必须很好地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中国在近代确实落伍了，对此，国人已达成共识，但很多人只认为是经济和科技的落后，其原因只归咎于传统与保守，而没有意识到另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教育的落后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的落后，带来一切落后。我国素有“人文学术之邦”之称，传统教育中历来强调以内在于人的“仁心善性”去谋求道德主体的完善，把“明人伦”作为教育的最高目的。从古代培养的君子和士的素养来看，要求有丰富的多层面的整体人格，要求仁、智、勇、忠、信、艺、礼、乐等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当然，由于历史局限，人文教育良莠并存，但其中优秀传统的人文精神，依然值得我们人文素质教育吸收。然而，在我国现代教育体制中长期忽视人文素质的教育。以前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而现在则流行“学好英语计算机，迎接挑战和机”的思想。这些思想观念都十分偏激。美国科罗纳多大学AthamsiosMouhkis教授写了“BeyondUtilityLiberaleducationforatechnologicalage”一书，把这个时代称之为技术时代(technologicalage)。他指出：在这个时代，许多有聪明才智的人被吸引去学习工程技术，去学习“正确地做事(doing things right)”，但是，他们对人类的处境甚至自己的本性缺乏正确的理解。因此必须进行超越实用(BeyondUiility)的博雅教育。这样，他们才可以学会“做正确的事(doingtherightthings)”。他还作过一项调查：刚毕业的人希望学到更多的技术；具有十年左右工作经历的人们后悔没有学到更多的商业和管理知识；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则后悔没有更多的学习文学、哲学和历史。古今中外大量事实证明：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人类教育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美国、法国和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课在工科本科教育中所占比例远高于我国高校。可见，我们许多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薄弱，淡化了思想道德的教育。这与《教育法》的“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的要求是不相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