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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的“自然平等”思想是理解早期中国人性的基点，对后世的中国教育制度、中国佛教思想以及儒家伦理思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孟旦认为，人的自然平等思想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影响最大。他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坚信人的自然平等，坚信人的可塑性，因为没有什么人存在先天的缺陷，因此，人的道德发展的方向主要取决于教育。也正是由于这种自然平等的思想，中国人把教育技术的变化当作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锁钥，把教育当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手段。 人的自然平等思想对中国的佛教也有很大影响。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来自印度的某些观念存在下来，而另一些观念则销声匿迹呢?玄奘历经千辛万苦去西天取得大乘佛经，可佛经尚在，影响阙如。因为该宗派坚持认为某些人生来便有不纯的“种子”，所以他们永远逃脱不了轮回。永远不能涅槃；而另一些人则生来具有纯的“种子”，他们便能逃脱轮回。由此可见，这是一种自然不平等思想，与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然平等思想格格不入，其灭亡的命运也在所难免。相反，天台宗或禅宗则得到广泛地传播，因为它们强调人生来都就具有“佛性”，这恰好吻合了中国本土的自然平等的思想。 人的自然平等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的伦理制度。儒家伦理学虽然坚决反对世袭制，可现实中却建立了以“德”为标准的等级制。因为早期儒家坚信人生来平等，没有贵贱，后天的等级分化是根据“功德”为标准来划分的。某些人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是不可能世袭的。 自然平等思想影响中国社会可谓深矣。除孟旦以上所述之外，笔者认为，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时至今日仍令许多西方人叹服的科举制。可以说，在科举制度的作用下，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文官选拔促成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现行欧美、日本等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究其根源，是在中国科举制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这是一种不论出生、财产、地位、名望等条件，只凭个人学识进行的平等考试，是受到自然平等思想以及儒家反对世袭制的思想影响。 三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自然平等思想的不足。因为“人们在某些方面天然相似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天然相异。如果强调自然平等，那不过是强调人们某些相似的特征：即所有人都能(以评价之心对事物)进行评价；‘道’存在于万物之中；或所有人都有某种需要、都会经受某些情感等。如果主张人的自然不平等，就会去强调人们另一些相异的特征：如肤色黑白不同、身体强弱不一等。儒家和道家在争论‘人的自然平等’问题时，无非是把他们各自关于什么是重要的标准强加于读者。可见，在他们的争辩中暗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 孟旦说“自然平等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西方却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那么，为什么对‘契约政府’的要求和政治民主的观念(这种观念似乎建立于所有人生来平等的假说之上)产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呢?”施忠连回答说：“蒙罗(又译为“孟旦”)认为这一问题有待于深入的探索，但是有一点是明显的，即中国古人只是‘在描述的意义上强调平等’，只是‘集中注意力于人出生时的状况’，而不关心‘人如何被当作成人对待’。”(施忠连：《现代新儒家在美国》，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也就是说，“中国人强调描述意义上的平等，关心人出生时的境遇，注重人共有的、在理论上可以通过经验或其他方式证实的属性。……但对人们作为成人应该怎样被对待却几乎没有涉及。这与需要社会地位、政治力量、权益或特权的不平等的信念并无二致。”孟旦暗示，事实平等并不必然导向价值平等，描述意义上的平等并不必然能推出纯评价性的平等；而西方早已有价值平等的观念，这也恰恰是中国古代人之概念中所缺少的，所以政治民主的观念首先产生于欧洲而不是古代中国，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之，当代中国人不仅关注人生来享有的自然平等权利，还更加重视事实上、现实中的后天平等，并持续人的一生。笔者认为，孟旦以独特的视角在中国古代智慧中挖掘出人的自然平等思想，为当代的中国人吸取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考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