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史华慈这位对人类文明命运有深切关切的大思想家，临终前最忧虑的，就是超越世界崩溃之后，席卷全球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人类的未来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启蒙主义本来以为，世俗化的生活会逐渐消解超越世界所残留的问题。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俗化在整个世界急遽扩张，宗教、人文价值这些超越性的问题，不仅没有被克服，反而更加尖锐。轴心文明本来被认为是需要克服的“传统”，但是在社会“现代”之后，轴心文明对当代世界的影响，不是在削弱，反而更加深刻。亨廷顿在冷战结束之后，敏锐地注意到“文明的冲突”的问题，这个文明的冲突便是轴心文明的冲突，是各种超越世界之间的紧张。911事件以后，哈贝马斯讲了一句最深刻的话:“911触动了世俗社会中最敏感的宗教神经。”当基督教文明将世俗化带给伊斯兰世界，在伊斯兰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弹和抵触，在其他地区也是这样，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紧张。 到了近代，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思潮涌进中国以后，中国人以为科学、理性再加人文，可以完全解决安顿人的灵魂，解决信仰世界的问题，甚至片面理解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以为世界上那些宗教信仰像中国民间信仰一样，都是愚昧的产物。殊不知在古代轴心文明之中，除了中国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之外，其他文明都采取了宗教的形式。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佛教，都是高级文明，历史已经证明，它们不会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而消解，在当今世界里面，反而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复兴。哈贝马斯说，今天是一个后世俗化社会，这个“后”，指的就是在世俗化的同时所出现的宗教复兴现象。不同文化传统下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好的人生、好的生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高级宗教和高级文明，尤其是轴心文明，其中内含的人生和宗教哲理，拥有对现代性负面因素的反思和批判的资源，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丹尼尔·贝尔也好，史华慈也好，他们对当今世界所出现的物质救赎主义都深怀忧虑，都从轴心时代的文明和宗教中寻求解药。 启蒙运动因为盲目相信人的理性力量，有一种简单的历史的乐观主义和向善主义，以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人的各种物质欲望会得到充分的满足，在这样一个充分满足的未来世界里，在全球一体化的“物质大同社会”之中，轴心文明所思考的那些宗教、人文和信仰的问题，统统都会迎刃而解。经济学对人性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认为人都是“经济理性人”，都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合理地、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庸俗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与消费主义和物欲主义内在呼应，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问题在于，人性就这么单面吗？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吗？除了物欲的满足，他是否还有德性的自我肯定和精神的安顿？人毕竟不是动物，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那一点点差别，不是因为他是“经济理性人”——动物的本能也能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以理性的合作方式，乃是人是伦理的动物，有道德的动物，有价值追求的高级动物。而这样的价值和道德追求，集中体现在轴心时代的高级宗教和高级文明之中。 儒家文化作为轴心时代的高级文明，内在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儒家对待世俗生活，具有两面，一面是修身，另一面是经世。修身一面所代表的是重义轻利，这个传统是主流；但儒家也有功利主义的一面，即那个经世的传统，从荀子到陈亮、叶适、王安石、张居正。修身和经世这两面在儒家内部可以说一方面互补，另一方面也有紧张。在古代，重义轻利是主流。但到晚清以后，儒家的功利主义一面被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富强说和唯物主义诱发和刺激，从洋务运动伊始，逐渐成为主流。由于儒家不是宗教，当其内部的修身一面在世俗化面前抵挡不住，其人文传统便走向衰落，功利主义在华人世界日益弥漫。对什么是好的生活，好的人生，如今处于非常同质化、同一化的状态。那就是被各种各样幸福指标所确定的“好”，物欲性的“好”。今天中国的城市和乡镇，走到哪里，都一个面貌，愈来愈趋同，生活方式、价值观也愈来愈同质化，这令人担忧。传统社会中多元的文化、多元的宗教、多元的信仰和多元的生活世界，正在流失。 本来，作为轴心文明，中国文化也有其超越世界，如果说在西方文明之中神圣和世俗是二元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文明传统来说，天命、天道、天理等超越世界与世俗世界并不是二元的，而是内在镶嵌、彼此相通的。天人相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汉儒所说的“天人感应”，另外一种是宋儒论证的“天人合一”。中国人很有现实感，很世俗，我很赞成汪晖的一个看法，他说，古代中国有世俗，但没有世俗化。中国人的世俗世界背后有超越，社会政治秩序和人心秩序，背后有一个超越的世界，那就是天命、天道和天理的世界，这个超越的世界为现实世界提供了价值的终极源头和存在的正当性。但中国的超越世界又不同于西方的宗教，又与人心和现实秩序内在沟通，神圣在世俗之中，世俗之中有神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