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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形而上学本体论维度关注知识本身的性质问题，以知识之为知识为讨论原则，侧重于知识性的探求与表达。而形而上学对这一知识性的探索采取一种纯粹的理论态度，把知识探求演变为一种外在于人自身超越性的事实存在者，而这种存在者是超越了精神与物质本身的而趋向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是在范畴概念的逻辑支撑下得到表达的。这种抽象的存在就是“一是一切”中的整合的“一”，在此种意义上的绝对整合的“一”就是形而上学本体论维度上所探寻的绝对同一性，也就是构成知识自身内在依据的同一性的本体。构成知识自身的内在本体具有超强的逻辑力量，并且在这种形而上绝对的同一性之中，松动的自由被扼断，独一的个性也注定要被化到同一极中去。 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维度在古希腊哲学的思想中可以找到其相应的理据，关于“始基”与“本源”的探寻就是最好的见证。如柏拉图的“型相”（idee）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说”，形而上学达到了本体论自身的最高形态，同时在这种最高的形态中恢复了一种潜在的能动状态。而这种自身恢复的过程也就是在展开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维度，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维度在自身理论趋向完善的过程中得到开创与显现，在这种开启之中超验的普遍性与绝对性构成了本体论内在的寻求。 近代的认识论转向表面上关注的是“认识问题”，然而在更深层次上还是在“知识”的根据上来确立“本体”或者用知识来说明本体自身优越性的地位的问题。例如，笛卡尔的主体性概念的生成就是在为“知识”奠基，知识的生成与普适性需要在我思的主体经验中确立下来。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转向是在形而上学内部转化生成了。其实在康德那里还是有划分的，康德的划分是为了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各自的理论缺陷。这一划分就出现了形而上学的二重维度，换言之也就是康德所说的“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康德虽然没有解决其本质的问题，但至少他对此还有意识，意识到形而上学的双重维度，并对这种双重性做了一种尝试性的调和。可惜的是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哲学中埋葬了形而上学的实践伦理学维度。黑格尔是传统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它使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维度发挥到极致。那么实践伦理维度又如何被规定的呢？ 形而上学的实践伦理维度，绝不再是以超验的“本体”为依据，运用概念、逻辑的方式提供绝对普遍必然有效的终极知识，此时的本体概念似乎在生活的真实中被剥夺。这种剥夺是理论视域自身的结果，并非在本性上被摒除掉，因为概念自身的超越性会随着生命而附着在超越的本性之中，逃离不了超越性——对本体概念的假设，但可以在自身的理论构造中调治角度或者转换理论构建的出发点，而反对一些在理论上悖谬式的表达，通过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从人的现实生存实践的“无限性”中为生活的可能性开辟道路。简言之，形而上学的实践伦理维度，是不同于本体论维度的知识论路向，而是表现为生存论路径的，它以个体性取代抽象性，正是形而上学从抽象的逻辑思辨向关于个体实际生活过程的转变，出现了所谓的生活世界转向。而这一“转向”，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学的实践伦理维度的进一步展开。 形而上学的实践伦理维度意识虽然第一次在康德哲学中得以区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但它却与其本体论维度一同生成于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万物的“始基”或“本源”的寻求，亦如“存在”（巴门尼德）、“型相”（柏拉图）或“实体”（亚里士多德），都体现了古希腊哲学追求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原则，但在这统一性原则之下，流动的生命在深处呐喊，没有强制的铁硬，倒处留恋出对人生的关注与眷顾（“美德即知识”、知“无知”），在形而上学的初始之时，早已蕴含这生命的“火种”于幽冥之中。“水”流变遍布宇宙与人生，“火”生生不息而万世轮回不灭，在“始基”或“本源”的统一性中更铺张了“物活论”的隐性前提。在瞬息的流变中还独守着生命自身的气息，自柏拉图的“型相”开始替代其伦理的生命，这一形而上学发展到黑格尔时达到极致。本体论维度的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虽然统治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但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解掉形而上学的实践伦理维度，形而上学的实践伦理维度总是晦蔽于隐处。 并且，形而上学的实践伦理维度一直是单靠形而上学本体论维度的理论制高点来得到其相应的诠释或理解，特别是在发展到康德的批判哲学时，康德通过对知识的划界，区分了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虽然康德还是用先验的方式来探讨实践伦理维度问题，最终没有跳出本体论维度的圈子，但毕竟还是为形而上学的实践伦理维度开辟了道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康德哲学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维度的第一次“终结”和形而上学的实践伦理维度的第一次真正独立的表达。 三 形而上学在本体论维度之显中僭越、遮蔽了实践伦理维度的生存空间。但实践伦理维度依然在严格的逻辑中得到隐性地“置换”，这种“置换”的意义是从形而上学的内部获取的。形而上学一直在本体论的同一中来谨守理性自身的承诺，从未在生存的维度上来开启或者期待转向后的“境域”。形而上学之“显学”（本体论形而上学）也脱落不去最后被“斥逐”的命运，在“显”中未曾遗留“隐诺”的空间。可以说“实践伦理维度”本身的置换是归于生存的旨向。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置换——从本体论维度引渡于实践伦理维度——就是生存论的“契约”。实践伦理维度的逃离与归向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生存隐喻的空间，而生存实践伦理的转舵也为我们提供一定的指示作用。 形而上学本体论研究的是单纯理论限度内的“限界——置界——越界”。可在“限界”中却遗忘“隐”的深层内核，抑制“隐”自然滋长，却又在“显”之显中最后走到“山穷水尽”。自从形而上学从内部的本体论向伦理学维度过渡时，就必须放弃服从于理论限度内的思辨逻辑，放弃重视理性和先验的客观理念。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采取的具体路径也都是从本体论转向实践伦理学维度、从知识论转向生存论，在颠覆理论理性的优越性上亦同时关注“人的生活世界、探索生活何以可能”的“实质伦理学”问题。海德格尔以“此在”逼向“存在”，德里达以“边缘”对峙或者挑战“中心”等，而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国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