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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中的许多概念或命题，如仁、义、礼、智、信，忠、孝、敬、诚、畏，温、良、恭、俭、让，既要求人们在义理上深挖究竟，又要求人们在实践上积极修持，以达到其规定的道德要求。而这其中的仁、忠、信、诚、敬等，一方面，即用即体，即体即用，亦本体亦工夫，亦工夫亦本体，其本体与工夫之间具有难以作清晰分割的内在统一性，唯有工夫练达，才能认知和把握本体。离开工夫，无从通达本体。心无本体，工夫也没着落。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在内容、意义、功能、效果上又都可以相互涵摄、包容，相互交叉、渗透，因而也都可以相互把对方纳入自己的诠解系统予以阐发。《忠经》说：“大哉，忠之为用也！施之于迩，则可以保家邦；施之于远，则可以极天地。”[1]如果忠不仅仅作为一种事君、为人的纯粹德性和品格而被强调，如果忠可以被形上化、本体化的提升，那么，儒家视野里的“忠”，显然既是本体，又是工夫。而接下来，人们又应该如何行忠、尽忠呢？或者应该如何操练行忠、尽忠的工夫呢？进一步，忠的形上化、本体化提升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儒家的回答则是：通过信、诚、敬的实践修为。而信、诚、敬三者各自又都可以直接通达于仁，因而也都既是实施仁、推行仁的手段、渠道、实践工夫，又都是仁的目的、归属与绝对本体。信、诚、敬，无论哪一项都没有离开过、也不可能离开仁，它们之间又都可以相互连通和耦合。这便使得儒家的行忠既是一个理论上何以可能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上如何通达的问题。本文将聚焦于“信”，集中探讨“信”何以能够成为儒家与人忠、与己忠的一项修为工夫并最终通达于忠、与忠相统一的问题。 一、《论语》中的“忠”、“信” 孔门儒学中，忠的第一义就是对待别人、与人相处应该尽心尽力，无私而真诚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无论曾子每天是三次省察，还是省察三事，其反思自问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一项，即在替别人谋划、做事的时候，我有没有用尽我的全心、用尽我的全力。《论语·子路》记载，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平日居处于家中能够做到不懒惰、不放肆，做任何事情都能够竭尽自己、诚心诚意而又不松懈、不怠慢，待人、处事和接物能够志意专诚、用心不二而信实可靠，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使到了蛮荒之地也必须具备这三条素质，也无论你的身份、地位与权势如何。显然，“与人忠”已经被上升为人之为人的一种普遍品格。 忠也是一种尽心尽力、完全投入的工作态度和交往原则。《论语·颜渊》记载，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张所请教的是如何施政治民，所以，孔子就要求他，身处官位，千万不能懈怠了自己所应尽的职责，推行朝廷政策的时候必须投以百分之百的真诚。①然而，如果我们跳出孔子师徒对话的具体语境，似乎也可以把“居之无倦，行之以忠”理解成：居处于家中，无所事事，人则容易懒散、怠慢。日常生活中，即使所面对和经历的无非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琐碎小事，也应该保持一颗忠诚不二的心，而不能马虎处之。忠之推行，具有从国是大政到家务杂活的普遍有效性和最大适切性。《论语·宪问》记，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爱一个人则不能不为他(她)殚心竭虑，因此也难免劳神费思，一如父母之爱子女、子女之爱父母。并且，这才是爱之至的真正表现。同样，在内心忠于一个人，则不能不以深刻的道理去教诲、规劝他(她)。所以说，“人有所爱，必欲劳来之；有所忠，必欲教诲之也。”[2]后来的《孟子·滕文公上》也说：“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孙奭《正义》曰：“以己之财物布与人者，是谓忠惠也；以己之有善而以教诸人，谓其心之忠也，中心之谓忠；为天下求得其人而治天下者，是谓其仁者也，爱人之谓仁，所以为天下求得其人，不过爱天下之人，故如是也。”[3]于是，劝勉人、教育人、引导人一心向善、趋近于善，也是行忠的一大内在要求。甚至，唯有这项使命才能够构成忠之至。所以，“忠于其人，则必以正道规诲之，始是忠之大。”[4] 《论语》一书中，“信”的出现近40次之多，孔子经常把“信”的多层涵义交织起来而加以混合使用。在一般伦理学、政治学层次上，“信”与“仁”、“忠”、“义”、“德”、“恕”等概念一样，是人生存于世界之中的一个最基本要求，与一定的社会责任和生活规范相联系，多有信任、信赖、相信、信服、信用等意思。《论语·学而》中，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朋友之道在于信。出门混世、与人交往，首先应该讲究信用，说到做到不虚夸，低调行事，脚踏实地，并且，“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子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子罕》)。因为说话、做事严谨缜密而能够取信于别人、他者。“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没有一定的政治信任就没有资格役使民众，否则会受到指责与埋怨；人臣应该在取得君上的信任之后再劝谏，否则要被误解为诽谤和侮辱。 信是人之为人的首要特征，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类标志。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根据朱熹的解释，“輗”为“辕端横木，缚轭以驾牛者。”“軏”乃“辕端上曲，鉤衡以驾马者。”“车无此二者，则不可以行，人而无信，亦尤是也。”[5]无论大车、小车，如果没有輗、軏部件，就无法与作为驱动力的牛、马进行联结，也就失去了能量来源，当然也就不能行驶前进，于是它们就不再是作为交通工具的“大车”、“小车”，即它们自身也就不再是其所是了。人何以是人？当在于信。信联结了仁道本体与日用事象，让人踏实、放心，有所依靠。信是人活在世间的理由与根据。没有信，人际世界就没有了支撑，人也不再是其所是。 忠、信可以引导、指挥文、行。《论语·述而》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②这一句话所表明的不仅是孔门儒教的四大基本方面，而且前两教与后两教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由低而高的递进关系。“文”涉及孔学的知识方面，或指诗书六艺之类，或谓物之则、事之理；“行”是“文”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尽管从过程论的角度看，知与行同步，但从分析论上来理解，先有知然后才能有行；然而，仅有知与行，还不能免除理性化、非目的化对人性的侵蚀，文有过于教条化的倾向，而行也有可能妄为无羁，如果没有心理情感态度的参与，还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仁道本体，仁心仍无所落实；于是，便需要忠和信为文与行把关、掌舵，以保证知、行有一个正确、健康的发展方向。忠涵盖着社会政治的君—臣关系、个体—集群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信作为“四教”的终结，值得深思和揣摩。因为这里面蕴含着儒家人才培养的基本导向与人格追求的理想境界，德高于能，品重于才。学文和修行都是忠、信的派生，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阶段性和工具性，而学文、修行的目的则是存于忠、信，因为忠、信直接生于人的本心。本心开显，人才能够形成自己的思想世界与生活世界。本心正，则世界正；本心中和，则世界中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