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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学科中的孔子：儒家始祖 自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成为“中国哲学”学科建构的典范之后，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理解孔子，孔子不再是经学的开创者，而只剩下儒家始祖一种身份；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中的孔子，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员。 冯友兰的哲学史构建，看似无关紧要，而究其实对中国哲学史写作，尤其是后来的中国哲学学科有重大关系的，是继承钱玄同、顾颉刚等古史辨者的观点。在古史辨运动中，典型的一个观点，是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钱玄同在1923年2月给顾颉刚的信中说： 我以为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不把“经”中有许多伪史这个意思说明，则周代——及其以前——的历史永远是讲不好的。(《钱玄同文集》第四卷，第233、234页)可见，这种说法在思想领域里主要是出于“打倒孔家店”的需要，而在学术上，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写作，对孔子的看法，正是建立在钱玄同的基础之上。早在《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成书之前，冯友兰在《燕京学报》第二期(1927年12月)发表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文章说： 本篇的主要意思，在于证明孔子果然未曾制作或删正六经；即令有所删正，也不过如“教授老儒”之“选文选诗”；他一生果然不过是一个“选本多，门徒众”的“教授老儒”；但他却并不因此而即是“碌碌无所建树”；后人之以先圣先师等尊号与他加上，亦并非无理由。(《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136页)冯氏所驳的具体内容，是孔子作《春秋》，赞《易》。孔子作《春秋》之一重要证据，是《孟子·离娄》所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冯氏引用了《左传》中“赵盾弑其君”和“崔杼弑其君”两个例子，在此两例中，太史的直笔，都能够使“乱臣贼子惧”，据此，冯友兰对《孟子》之言做了新的解释： “其义”不止是《春秋》之义，实亦是《乘》及《梼杌》之义，观于董狐史笔，亦可概见。孔子只“取”其义，而非“作”其义。孟子此说与他的孔子“作《春秋》”之说不合，却似近于事实。(同上，第137页)此说大可商榷。观《孟子》之言，如果“其义”为史册共有之义，孔子何必说“其义则丘窃取之”这样的话？即便如杜预之《左氏》学，言《春秋》一经，也说：“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十三经注疏》，第11页)孔子也有“修”《春秋》的功劳。若孔子全无与于《春秋》，则为弟子讲《鲁春秋》即可，“其义窃取”完全是无着落的空言。况且，冯氏也提到《孟子》有孔子“作《春秋》”之语，与冯氏之解不合，而却不从“作《春秋》”之说，这使其“窃取”之新解更不能成立。 冯氏之认为孔子未曾赞《易》，理由是在《论语》中出现的七处“天”，“完全系一有意志的上帝，一个‘主宰之天’”。而在《易》中，“天或乾，不过是一种宇宙力量，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义理之天’”。因此，他认为，“如果我们承认《论语》上的话是孔子所说，又承认《易》之《彖》、《象》等是孔子所作，则我们即将孔子陷入一个矛盾的地位”。(《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见《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140页)问题在于，“义理之天”、“自然之天”、“主宰之天”是后人确立的标准，先秦人自身不见得有这样明确的区分。这个标准对于理解先秦论“天”之说，固然有很强的解释力，但要扩大到用于辨析群书作者，其有效性便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更重要的是，像钱玄同以《论语》论六经来证明孔子不作六经一样，《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其为实录，固无疑问，但它并不能完整记载孔子所有的话，所以断不能凭《论语》的内容，将所有不同(而非矛盾)的话都认为是孔子不该说的。 冯友兰说，根据自己的上述论证，“及别人所已经说过的证据，我以为孔子果然未制作或删正六经或六艺”。那么，孔子与六经的联系，便只是“由于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故”。(《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见《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141页)因此，在冯友兰的研究中，孔子最重要的身份是一个“教育家”。 回到中国思想传统，六经为孔子删述或制作，是经学成立的基本预设。在今文经学中，孔子作《春秋》，删《诗》、《书》，订《礼》、《乐》，以成孔子一王大法，那么孔子是“圣人”，是“素王”。而在古文经学中，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古圣王政教经典，因孔子整理而得以保存，那么孔子是“圣人”。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正因为其作者是上古历代圣王与春秋时期作为圣人的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也正因为他在周末的时代变局中，通过六经的删削制作，向上总结、继承尧舜以来的政教文明，往下预示、开拓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文明格局。因此，“六经”与“孔子”的关联，是经学之所以成立的基础，也是后来的“孔教”之所以成立的基础。 冯友兰继承钱玄同之说，将孔子与六经分离，于是孔子既不是“素王”，也不是“圣人”，而只是一个春秋时期的教授老师，也就是说，孔子的身份，只剩下“先师”。而只有“先师”，才可能对接西方的“哲学家”。因此，冯友兰说：“孔子的行为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苏格拉底的行为及其在西洋历史上的影响相仿佛。”(同上，第143页)通过这样层层剥落孔子身上的神圣光环，冯友兰重新确立了孔子的新地位，即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的身份，从来就不会是改制立法的“素王”，或者超凡入圣的“圣人”，而中国古代传统中，孔子却从来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孔子之所以出其类而拔其萃者，要在于删削制作六经，以为万世所法。如果破除了这一点，则孔子的功绩，便只剩下作为开创儒家学派，首开平民教育；孔子的形象，便只剩下作为万世师表的“师”的孔子，即《论语》中所表现出来的孔子。至此，孔子的唯一作品只是《论语》，《论语》中作为老师的孔子，终于与西方哲人苏格拉底接上了头。 解除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孔子便只是“诸子”之一的儒家学派的始祖。可以说，“作为诸子的孔子”，是冯友兰之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的一个共同的基本预设。在这种预设中，冯友兰的哲学史与谢无量的哲学史相比，去掉了谢著中的第一阶段“六艺哲学”，而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从孔子开始讲起，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个部分。先秦诸子，是为子学时代，自前汉董仲舒至晚清廖季平，是为经学时代。必须注意的是，书中论述“经学时代”的哲学，主要内容也不是经注，而是选取这一以经学为主导的时代中那些义理论述进行哲学性的解释。冯氏能够将廖平经学也视为“义理”纳入哲学史论述之中，是他极为精到的见解，此不可不表者也。但总体上，一旦解除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研究孔子所能依据的就只有《论语》，于是“孔子的哲学思想”，便不再是传统自汉人至于清世皆认同的五经的思想，而是《论语》中孔子教弟子、应答时人所留下的只言片语的记录。并且，这也严重影响了对孔子之后哲学史的认识，导致将大量经注排除在哲学史范围之外。 在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巨大影响下，后来的哲学学科建构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中的孔子，基本上都只剩下“作为诸子的孔子”，而抛弃了“作为经学开创者的孔子”，从而导致中国哲学学科建构中经学研究的大量缺失。如果以西方哲学为标准，那么，去经学才能更“哲学”；但是另一方面，太“哲学”则会很不“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