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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2010年6月20日《语文报大学版》“新青年栏目”。栏目主持人语：张雪蕊是个“80后”，是不是典型的“80后”，读了她的文字就会知道。这两天看了一些“80后”的东西，始信从一开始，所谓的“80后”也许只是比“80后”年纪大，甚至大许多的“70后”、“60后”、“50后”们的想象。这些“大人们”习惯了扎堆取暖，一起聒噪，以为“80后”也是这样。现在我看到的事实是，“80后”远比我想象的单纯，也远比我想象的复杂。记得一年前，曾经在本报开过一个“新青年”的专栏，因为自己的懒惰，这个栏目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以至于无疾而终。这次，我推荐张雪蕊的旧文数篇。这些文字是一些纯粹自由生长出来的东西，思与想，用张雪蕊喜欢的词也许都是“一点点”。但这“一点点”，于我，于张雪蕊同学，都算一个纪念吧。因为，大学里爱读书爱写作的孩子，爱闲读书爱乱写作的孩子，越来越稀疏。作为一个大学文学教师，我们每天也许都在经验着寂寞和无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就是大学，但水流过，是否水印依稀，是否能够让我们想起曾经的河床？张雪蕊将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所有历史的大学读文学的研究生，我晓得她的成长、觉悟和我们这些老师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伤害了她对阅读、对一些美好东西的热爱。如果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成长的伤害，我们还能要求年轻人对大学抱持信念和爱吗？ 幸好此文不作论文体，因为关于苏东坡的相关论文必然是汗牛充栋。此人实在算得上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高山仰止式人物，我们如果正经去月旦苏东坡，未免道行太浅，所以不如“我手写我口”，想哪写哪。 写此文前，仓皇读了那本极著名的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但是在读此书前，不巧看过07年7月号的《书城》，其中有一篇段学俭的题为《存在的与湮没的——读林语堂〈苏东坡传〉》的文章，文中指出由张振玉翻译的《苏东坡传》中存在诸如误译、错译人名、地名的问题，也指出关于苏东坡初恋的问题是没有坐实的，只是林语堂的臆度而已。苦于此书不在手边，不好拿过来与《苏东坡传》一一比照。而关于苏东坡的传又没有比林语堂写得更著名且更被追捧的了，所以也就囫囵吞枣将错就错不求甚解地大略看看，看得有点提心吊胆。又想到若干年前，余秋雨写的一本《山居笔记》，里面也写到苏东坡，题目是《苏东坡突围》，内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今天求助百度大神搜出此文，除了好好地恶心了自己一把外，别无所得。 那么，我来谈谈我眼中的苏东坡。 首先讲讲题目，此话见于《庄子》。《庄子》一书两次提到“安之若命”，一次是在内篇《人间世》，“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还有一次在《德冲符》中“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这里的“安之若命”并不是我们通常讲的那种悲观消极的处事态度，此处的意思我取了张采民《“安之若命”新解》中的观点，此处的“命”是“性”的意思，是没有异化的人的自然本性，“安之若命”就是随顺自己的自然本性，保有一颗赤子之心。苏东坡在论“苦与乐”的一篇短文中，写道“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这话里有佛家的影响，但谙熟《庄子》的苏东坡未尝没有受到“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的启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嘲口吻中虽隐隐有遮不掉的无可奈何的沉痛，但考察其在此三地的实际作为，却实在欣慰。很多资料表明他遭贬谪后不久，能很快适应当地生活，并与当地百姓融洽相处，这正应了他自己说的“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这就是一种自适，一种安之若命的态度。所以以此作为题目。 进一步讨论苏东坡的性格。其实我觉得没那么复杂，他的性格是再单纯不过的，其行事作风都出自本心，端的是一副天真作派。苏东坡在科举考试中，写到“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阅卷至此，对苏东坡所征引之事例，颇感疑惑，不知其出处，以为苏东坡所引用的材料可能出自于某本自己未尝读过的古籍，便也就通过了。而考试过后，梅圣俞以此事询问苏东坡，其结果出人意料，原来是苏东坡为发挥文意而杜撰的，可想见这只不过是苏东坡在考场中兴之所至的“灵机一动”而已。而此事例又让人想到苏东坡所推崇备至的《庄子》里说的“得意忘言”，凡事只取其精神，所以他放得开手脚，能够超脱于庸常所执著所拘泥的。但是要说他思想如何之深邃，如何之了得，恐怕有点过犹不及了。他的人生模式依然是陈旧的，还是可以套入“出世与入世”的框架中讨论，所以尽管他也炼丹练瑜伽，但是终究不会随着他那帮道士朋友们羽化而去。以前买过资中筠的《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可惜得很，没好好读，现在此书又不在手边，不然可以参考参考。 “出世与入世”,简言之就是读书人的“出处”问题，这真是个老掉牙的问题，《周易》中也讲，“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其实深究一下，苏东坡的“出处”问题是安放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的模式中的，其核心的观念还是“修、齐、治、平”，他还是终日念叨“致君尧舜”的。儒家是其人生行事的大背景，而释、道则是一种“行到水穷处”的自解之道。而我以为真正将三者彻悟的人会发现此三者毫不抵牾，反而很是融通。佛讲究普度众生，讲究大悲救世，儒家也讲为苍生立命，道的随顺万物的本性则可理解为更大的悲悯与关怀。由此观之，此三者都是积极的、仁爱的，也正是在此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养成了苏东坡深厚的人文情怀。所以不管到哪，苏东坡都是关心民瘼的，都是想方设法兴利除弊的。 那么何以看出他的出世精神呢？我觉得不用仔细辨析就很明了，苏东坡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对于他不是矫情伪装，而是因他深明佛道精义，养成的性格放旷之一面。因为他不计较，所以他是“一肚子不合时宜”，此“不合时宜”在王安石变法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群而不党，所以开始时跟着司马光一道激烈反对变法中不合情理的政策，而后等到司马光上台了，又跟着反对司马光彻底废除变法。他或许信奉叫“真理”的东西，既然他都群而不党了，那苏东坡就更不可能像王安石一样党同伐异了。这正是他人格魅力之所在，他对那种苟且的事与生俱来地排斥，无论现实如何阴暗逼仄，他胸中自有辽阔的天空。 苏东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处江湖之远”的，或要求自放，或被贬谪（突然想起“乌台诗案”，我觉得可以不用说了，中国自古至今都不缺乏此种深文周纳的事件，此事让苏东坡遇上，未必是偶然，子由的话说得好啊，“东坡何罪之有，独以名太高”）。但无论哪种情形，从他的心底来讲，都要算是“知其不可奈何”，但幸运的是他还可以用诗词文以自遣，纾解内心“拣尽寒枝”的孤绝，然后豁然于“安之若命”。 我后来在《东坡志林》中看见一则短文，叫《寿禅师放生》，他在里面讲“学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窜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当于此证阿罗汉果”。苏东坡这样的话未免带了点“向死而生”的意味，在看似达观的背后还隐隐透露出遍历穷通后的婉转沧桑。 行文至此，我决定结束此文。那么再摆出一个“总结陈词”的东西：王水照先生曾将苏东坡的文化性格概括为四个字：“狂”、“旷”、“谐”、“适”，我觉得是妥当的。 无论什么时候想起苏东坡，我们都可以感叹一下“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