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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学科建构，自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1914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8年)、冯友兰的二卷本《中国哲学史》(1934年完成)完成至今，百余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不过，如果我们从传统学术内部来看待“中国哲学”的书写，可以发现，所谓“中国哲学”，除了佛教部分，主要内容便是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而先秦经传、汉唐经注都被无声地忽略了。也就是说，经学基本上不属于哲学的研究范围。然而，这并不是无意的忽略，而是“哲学”重新构造中国文化的结果。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必须分离孔子与五经的关系，将孔子从删削六经以立法的“素王”、“圣人”，转化为儒门的“先师”，才能对接西方的“哲学家”。而且，以西来之“哲学”学科与中土之“义理”之学相对接，在清代“汉宋之争”的背景下，以汉学专注训诂，宋学发明义理，“哲学”接续宋学，故研究先秦哲学，惟言诸子，两汉哲学，不及经传，汉魏六朝玄学，罕究经注，及至宋明理学，尽皆舍其经注义理。于是，“哲学”学科建构中，就几乎没有了经学的位置。这一状况是否合理，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一、历史上的孔子：儒家始祖与经学开创者 传统上对孔子的认识，无论何种学派都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承认孔子删削六经，同时，孔子又是儒家学派的始祖。自刘歆作《七略》，“六艺”与“诸子”分立，荀勗作《中经簿》，“经部”与“子部”并置，孔子所删削，在六艺之科，经部之著；孔门所传学，在诸子之略，子部之书。故以孔子一人，学兼二部。 然而经、子之分合，古今文略有不同。以古文家之见，经学有孔子以前之经学与以后之经学之分。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列“古代之六经”、“西周之六经”，而将经学之起源追溯至伏羲画八卦，则或在文字之前。而后孔子以六经教弟子，遂有“孔子定六经”之事，成孔子之后之六经。(刘师培，第2074、2075页)而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亦分“古之六经”与“孔子之六经”，云：“盖古之六艺，自经孔子修订，已为孔门之六艺矣。”(马宗霍，第9页)古文家以六经为王官学，诸子皆出王官，其中孔子传六经以教人，乃得开儒家学派。而今文家之说不同，今文家以孔子之前无经学，孔子创立经学。皮锡瑞《经学历史》云：“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之前，不得有经。”(皮锡瑞，第19页)孔子之前，六经只有材料的意义，而无经学的价值，自孔子手订，赋予大义，六经才成其为六经。自此观之，则儒家与经学，皆出孔子，是故自《史记》之后，正史之《儒林传》中之儒者，都是传经之师。及至宋代，理学家出，不尽传五经，于是《宋史》不得不别立《道学传》。 而在晚清民初，古文经学发展到极致者为章太炎，其《原儒》列儒有三科，“是三科者，皆不见五经家”。(章太炎，2008年，第488页)“晚有古文家出，实事求是，征于文不征于献。诸在口说，虽游、夏犹黜之。斯盖史官支流，与儒家益绝矣。”(同上，第489－490页)也就是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史官之记载，与儒无关；而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初无与于经。由此，则经、儒断然二分。今文家发展而极者，为廖平、康有为，则以为战国诸子，多出孔门，自是而言之，经、儒不必二分。 经、子分合，说有不同，而孔子删削六经，则无大异。因此，早期的“哲学史”写作，都重视六经中的“哲学”。陈黻宸作《中国哲学史》，从黄帝讲到武王，所用材料，多出五经。但此书写法，过于不“哲学”，故不为学界所重。而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哲学史，谢氏论“哲学”云： 哲学之名，旧籍所无，盖西土之成名，东邦之译语，而近日承学之士所沿用者也。虽然，道一而已，庄周论道术裂而后有方术，道术无所不统，方术则各明其一方，道术即哲学也，方术即科学也。(谢无量，第3页) 哲学既为“方术”，则古代“道”之所寄者，六经、诸子为主，故谢氏又言哲学之范围曰：吾国古有六艺，后有九流，大抵皆哲学范围所摄。(同上，第4页)古有六艺，即孔子删削之前的六经。九流，即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谢无量在篇章安排上，先讲一章“六艺哲学”，再讲“儒家”的哲学。在“六艺哲学”中，谢氏逐一讨论了孔子之前作为“周官旧典”的六经之哲学，接下来的“儒家”一章，第一节为“孔子”，分三部分：(甲)孔子略传；(乙)孔子之述作；(丙)孔子之学说。其中，“孔子之述作”部分，讲孔子删定的六经的哲学，依据是六经，讲的是作为经学开创者的孔子。“孔子之学说”部分，则讲孔子的思想学说，依据是《论语》、《孝经》，讲的是作为儒家之始祖的孔子。谢无量的这种处理方式，因其对西方的“哲学”学科知之不深，故其分析“哲学”味不浓，而也正是因其未深知西方“哲学”学科，使他得以更多地立足于中国传统来看待“哲学史”的写作问题。 接下来的第二部“中国哲学史”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当时尚未有所谓“整理国故”运动，疑古风潮未起，胡适虽然完全以西方的“哲学”标准来看待中国典籍，但讲到孔子一章，他仍然辟一节专讲《易》，一节讲“正名主义”，取材主要是《春秋》。胡适虽然“素未从事经学”(章太炎，2011年，第422页)，而且纯以西方眼光看中国哲学，使读者“有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三松堂全集》第2卷，第618页)他不能对六经中的义理进行哲学分析，但在当时仍沿袭学界之旧说，以经书来研究孔子。 然而，无论是谢无量还是胡适，其哲学史写作虽然注意到研究孔子不能离开五经，但对经学注疏系统的哲学分析或义理分析，都非常不足。胡适的哲学史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基础，而真正成为哲学史写作范式的，则是冯友兰的二卷本《中国哲学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