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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世纪之前，马克思完成了一次哲学的重要变革，这次变革是以实践原则的确立为标志的。实践原则有三个基本的含义：一、人类生活及其与此相关的一切是哲学关注的唯一对象；哲学所研究的任何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改善人类生活。二、哲学解释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是哲学研究的最终价值目标，解释世界是哲学提供改造世界思路的前提和手段。三、人对世界的改造所遵循的是价值原则，即按照人的尺度利用物的尺度，为实现关于未来的理想而改造现实世界。这三重含义的一个逻辑延伸是关于哲学本身的，即：衡量哲学提问和解答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最终标准是它解决（不仅是解答）现实问题的能力。以实践原则为基础的马克思的哲学，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看世界的哲学（尽管它包含着关于“看世界”方式的见解和对世界的看法），而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这样的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面向具体的现实生活本身，发现具体现实生活中所需要解决的难题，将这些难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样的哲学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在现实基础上，我们应该确立怎样的理想，应该如何实现我们的理想。在中国哲学发展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以这样的哲学原则来反思和筹划我们的研究。 如果我们期望我们的哲学能够对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我们,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置身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哲学家[1]就应当将中国问题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所谓“中国问题”，是指困扰当今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作为哲学研究课题的“中国问题”，是指与这一难题直接相关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因此，所谓“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信念：中国的哲学应当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为研究旨趣，应当以影响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研究课题。 一 在人类思想文化体系中，哲学是一种思考人类生活和筹划人类生活的思想活动。这种思想活动有它自己的功能、工作方式和限度。无论哲学是不是以改造世界为旨趣的，它都不能直接改造世界。这是哲学的限度。哲学只能通过改造人们的观念而改变人们的实践，并通过人们的实践而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实践才是改造世界的直接力量。然而，实践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在这种目的与意识中起支配作用是人的价值观念，即关于什么可取、什么值得取、什么应该优先取的观念。以价值观念支配行动是人类生活之为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正是在具体的一定时空中的价值观念的支配下，人才会对所处境况不满，才会被某种可能性所诱惑，才会迸发出改变现状的活力，才会采取改变现状的行动。而哲学就直抵人的价值观念。以“真”的方式对“价值/好”[2]和达致“价值/好”的途径的诉说，就是哲学思考人类生活和筹划人类生活的根本方式。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批判和建构就是哲学的工作方式。 哲学自产生起就以探究一种更好的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而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自苏格拉底开始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好”和达致“价值/好”的途径的探求，就是西方哲学研究的根本旨趣。中国哲学对“道”的追求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哲学旨趣。 以“真”的方式诉说人类生活、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甚至包括哲学研究自身之“价值/好”和达致“价值/好”的途径是哲学的存在方式。所谓“以‘真’的方式诉说”有两重基本的含义：一、哲学采用与科学研究物的世界相似的方式研究人类生活的现实状况，研究现实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规律。这一研究是哲学诉说“价值/好”和达致“价值/好”的途径的基础和前提。对于现实，哲学不能诉诸想象，而必须匍匐在现实粗糙的地面。这是哲学研究不同于艺术之处。二、哲学的诉说采取的是说理的形式。这是哲学区别于文学艺术、区别于宗教之处。“以‘真’的方式诉说”是哲学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仅此而已。如果没有对“价值/好”和达致“价值/好”之途径的诉说就不是哲学。使哲学成为哲学，使哲学区别于科学，区别于其他思想活动的是说理的诉说方式和所诉说的内容的结合。哲学对事实的描述和对规律的揭示都是为了诉说一种“价值/好”和达致“价值/好”之途径，而不是为人类提供一种脱离价值选择的客观真理。形而上学的研究指向人的存在，指向人如何成为其本该所是；认识论、逻辑学指向认识的“价值/好”，这种“价值/好”从根本上说是以人类生活为衡量标准的，如果离开了人类生活，离开了生活的有效性和合目的性选择，认识的正确与否就无关紧要，如何认识、认识达到什么结果也就无关紧要。所以认识论从根基上说，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生活，为了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伦理学、美学更是直接指向判断与选择之“价值/好”。伦理学、美学中的描述是为了诉说“价值/好”，如果舍弃了“价值/好”，伦理和审美描述以及它们对相关规律的探究就失去了根本的意义。即使崇尚实证崇拜的哲学实际上诉说的也是一种“价值/好”，只不过它们想在诉说“价值/好”中删掉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之“价值/好”。 追求“智慧”是哲学在其发端处所确立的目标。智慧是对人而言而不是对自然而言的，是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的，是筹划未来而不是幻想未来的。筹划必须脚踏实地。生活是具体的、现实的，我们只能在承认和清楚地认识现有条件的前提下筹划对现实的超越。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必须首先接受以往活动留给我们的财富与负担。在这个基础上筹划我们所期望的未来。“价值/好”是超越现实的，但这种超越现实是以现实为根基的。任何“价值/好”和达致“价值/好”的途径都是具体的、现实的，都是属于处于具体境遇中的具体的活动的。脱离对与“价值/好”相关的具体境遇和具体活动而抽象地谈论“价值/好”就像在谈论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美梦。这不是智慧，这不是哲学。哲学要能够为人的具体的实际的活动提供关于理想目标的思考。这种思考是关于一种可以实现的价值可能性的。因此，它必须研究现实，必须立足现实同时必须超越现实。 哲学必须将对“真”的探究作为诉说价值/好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必要的手段，尽管这不是哲学的最终目的。通过“真”而诉说善、诉说美、诉说价值/好，这就是哲学在人类生活中本真的存在方式。这既是哲学曾经做过的事情，也是哲学应当继续做的事情。胡塞尔曾说过：人所进行的哲学思维和它对整个人类生存的影响决不只有私有的或有限的文化目标的意义。因此在我们的哲学思维中，我们是“人类的执政官”，对此我们是决不能忽视的。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我们的内在的个人的工作中的这种对我们自己的真正的存有所负的完全个人的责任中，同时也承担着对整个人类的真正的存有的责任。人类真正的存有是追求理想目标，从根本上说，这一目标只有通过哲学，——通过我们，如果严格地说我们还是哲学家的话，才能被实现。[3] 之所以需要申明上述哲学观，是因为它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这一信念的前提，是因为在实证崇拜中它已经千疮百孔。实证崇拜使我们已经几乎习惯了将这种哲学理想与信念看成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呓语和不合时宜的独白。所谓“实证崇拜”指的是由于实证科学的巨大进步而导致的对实证科学方法的过度推崇，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文化、对人生、对哲学的负面影响。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的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在实证崇拜侵蚀哲学之前，哲学对自己具有上述那样的使命、那样的能力并没有产生根本的怀疑。在哲学最初的奠基中，古代哲学就把追求关于一切存有者的普遍知识这一热情奔放的思想当成自己的任务。而近代哲学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是开创一个新时代，它确信它的哲学理想及其真正的方法是完全坚实可靠的。但我们在这一发展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却发现自己正处在一种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沦下去并因而失去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危险中。[4]实证崇拜将事实奉若最高的裁判，并因此而将对于人类而言至关重要的价值、人类的命运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驱逐出哲学，从而使哲学家变得越来越唯唯诺诺，所谈论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向实证科学看齐，哲学家不敢也羞于再谈论所谓人类的命运、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这样的大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被崇拜实证的哲学看成是纯粹个人情感的表达和什么也没有说的“突然迸发的喊叫”（艾耶尔语）。如果我们认可实证崇拜，我们就必然会放弃通过哲学影响人类生活的追求，就必然会放弃哲学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批判与构建，因为根据实证原则这两者都是毫无根据的。如果放弃了这些，那么我们就只能任凭我们的信仰、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由此而支配的行动受习俗、权威和自然冲动的摆布。 实证崇拜取消了哲学。如果我们崇尚实证崇拜，我们就会以为哲学不可能承担这样的重任，就会讥笑哲学承担这一重任的雄心。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崇尚实证崇拜呢？在人类文化思想体系中不需要以描述事实为根本目的的哲学，现在尤其如此。哲学研究的“价值/好”，尽管是以对“事实”的研究为基础，但却决不能归结为“事实”；尽管在哲学研究中包含着描述，但却决不能停止于描述，也不能以描述为目的的。真正的哲学是对有根据的理想的建构和诉说。没有了对理想、对“价值/好”的诉说，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哲学需要运用实证科学的成果，需要采用实证科学的一些方法，但不应臣服于实证科学的方法，更不能以实证科学的方法作为衡量哲学研究可靠与否的标准。实证科学不是哲学的模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使哲学为“实证”所牢笼。哲学的结论是一种基于“真”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是关于未来行动的，它是预期性的，而不是回顾性的；是实验性的，而不是报道性的；是假设性的，而不是陈述性的。（杜威语）它无法以实证为绳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