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儒学作为一种价值文化，其中渗透浓烈的政治文化元素。在中国历史的坐标上，它的命运也和中国政治有极大相关性。 按照与政治的关系，可把儒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春秋之前的儒文化，孔孟的儒学，秦汉至明清的经学，民国以来的新儒学。这四个阶段的儒学有极为不同的特点，有十分明显的历史文化差别。在一定意义上，可将其分别视为原儒、真儒、后儒（假儒）[1]（P234）、今儒等四种儒文化。下面对此做一简单说明。 （一）原儒——春秋之前的儒文化 在儒文化起源研究方面，从孔子本人到现代学者都有许多努力。但无论是孔子的自述，还是现代人的证据考古、文献考察、文化推论，都不可能在春秋之前的儒文化和孔孟的儒学之间找到一种明确而直接的谱系关系。就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的水平言，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仍有争议，儒文化起源的探究，可能比这个问题更复杂、更困难。最乐观的前景也是像数学中的“渐进线”，一直逼近目标直线，但那个目标却在无穷远处。 无穷远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想像，它说明学术的局限性。这对儒文化起点的研究也适用。实际上，追寻孔孟之前儒文化的起源，总会陷入辽远的文化幽谷和历史沼泽，就像追寻长江源会进入高原沼泽一样。儒文化在孔孟时代如涌出的精神喷泉，超越了历史，达到了新的规模。孔孟对三代及远古的儒文化主要不是继承，而是超越和创新。当然，春秋之前的儒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孔孟的理想之道，而非古代文化完整而真实的写照。比如，古代圣王尧舜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则肯定不全如儒家描述。针对这个问题，钱穆就认为，周公之前的尧舜禹汤不能用史学方法考证证实。“纵以孔子之博学好古，在尧舜亦仅能祖述之，在文武而始能宪章之。”[2]（P85）但孔子所谓宪章文武和称颂周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价值理想的追寻和寄托。 透过孔孟对三代历史的关注、论述和解读，可以看出，孔孟之前的儒文化还不是一个学术文化体系，而是和古代政治及意识形态融为一体的。在一定程度上，《汉书》所引刘歆“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的观点，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钱穆、冯友兰等人对胡适观点的反驳，以及陈来、葛兆光、何新等当代学者“原儒”的努力，都涉及到这一点。尤其这些“原儒”的努力都论述了儒文化与周官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肯定孔孟之前的“儒”基本上是附属于政治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文化体系。 在这方面，刘志伟甚至指出，儒与“圣”在起源上有同一性，认为儒的原初意义为初民时代的巫师，兼有早期宗教、文化与政治领袖的身份。传说中的伏羲和黄帝，也都同时是群巫之首；甚至商王有时也被称为群巫之长。在他们的身上，帝王与巫师合一，王统与教统统一，因而体现了孔子的道统理想[3]（P139-140）。这种强调儒和圣在起源上的同一性，实际上也就是把“儒”的起源归结为“王”的起源，强调孔孟之前的儒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一体性。 （二）真儒——孔孟荀的儒学 细品孔、孟、荀的儒学与其前儒文化的关系，哪怕是孔、孟、荀本人的追述、阐发，还是有限的文献资料显示，最明显的一个差别就是：先前的儒文化理念基本都是由权势人物表述的。如《尚书》中的“天意”、“民视”和“民听”等，都是由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等政治统治者表述的。没有权势的“君子”只能在《诗经》中表达了对“窈窕淑女”的追求。但孔子、孟子、荀子这样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君子”创立的儒学，既不似夏商周三代的王公思想，也不是那个时代“五霸七雄”之类的权势人物的思想，而是无权无势的士人创立的崭新的价值学说，这些士人都不曾掌握政治权力，只是教育家和思想家，是教书先生。 当然，孔子对儒学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刘志伟认为，传说和记载中的尧舜禹汤文武是孔子心目中王统与教统在道统意义上统一的理想，但周代政治的坎陷使王统不能代表道统，所以孔子以殷商圣王之后的布衣之身，以教统来实现素王之业，以延续圣王道统的慧命。王统与教统高度统一的道统，是孔子与儒家孜孜以求的最高理想[3]（P141）。从历史事实看，孔子追求的道统理想恐怕是一直没有实现，但其创立的“教统”却比较成功地延续下来了。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孔、孟、荀儒学的涌现在于使一种价值理想超越了世俗的政治权力。儒学中蕴涵“道高于君”的理念，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从普通人的角度审视了现实政治，通过对价值文化的开拓来追求政治的理想，大大超越了古代权势人物的文化视野和理论高度，为中华文明的价值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想资源。孔、孟、荀的思想尽管有明显的政治取向，但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却是与权力无涉的，是不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孔孟儒学的这种文化性质使其在后来成为与皇权政治体相适应的主流意识形态时，仍保持了文化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而且在清末皇权体制被废弃后，仍穿越时代的沧桑变迁，显示了其独特的文化生命力。 （三）后儒——秦汉至明清的儒学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在皇权体制运行的过程中逐步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是以皇权制度为核心的，这个权力核心具有选官、择道、代法、统学的综合功能。由于儒学从伦理的角度维护社会等级秩序，认可传统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因而具有维护政治统治的文化价值，所以在较长的历史时期被皇权体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本质上变成了“经学”，甚至演化成了“纲常名教”。但儒学作为春秋战国时代士人创立的价值学说，其中丰富的“民本”思想、“仁政”诉求，对“革命”的认同，以道制君权的政治要求等，并不完全与皇权政治的目标相一致。总之，成为经学的儒学在传统社会有极为复杂的文化作用。这一点在后面要专门讨论。 从秦汉到明清，皇权政治对各种文化都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秦汉之际，儒学和诸子百家之学争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了相对的优势文化地位。两晋以降，儒学也还要不断与佛教和道教竞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这一过程中，儒学的理论经历了不断的发展。这种发展包含的文化内容也极为丰富，其中有迎合政治权力需要的理论调整，如董仲舒的学说。还有对儒学价值文化的深层发掘，如程朱理学。更有对佛教、道教及其他文化资源的吸收，甚至也包含了对儒学自身的价值理想的怀疑和拓展，如陆王心学、明清实学。但正如徐复观所言，儒学理论在政治权力的来源方面，则始终是没有突破，始终只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考虑政治问题，不断探索政治问题却没有发展出政治学[4]（P54-56）。 （四）今儒——民国以来的新儒学 新儒家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特殊地位。其特殊就在于皇权政治体制被废弃后，儒学脱离了政治权力的历史性“绑架”，回归了相对自由的学术本位。这一时期，一批认同儒学文化价值的中国学人“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5] 与传统儒者相比，新儒家已不再是与政治文化直接相关的文化学派，他们不再把儒学作为“纲常名教”，而仅作为中国文化中最有价值的文化资源来对待。新儒家的出现，表明中国皇权政统的生命力是有限的，儒学的文化生命可以超越传统政治的界限。摆脱了政治权力的历史性绑架，儒学可以回归孔孟的学术本位，但历史却进入了全球化的新时代。 新儒家所处的时代与孔孟时代全然不同。全球化时代儒学的文化生命力在于发展，其价值不但需要重估，更需要重塑。在孔孟时代，中国人是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的，诸子百家都把其认定的文化价值视为普遍的文化价值。在西方文化居于优势地位的今天，新儒家对西学的价值无疑给予了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恢复了学术本位的儒学，就需要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来给自己定位。儒学会如何发展？儒学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吗？这些问题起码是值得讨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