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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徐复观认识到我们不能按照西方形而上学的模式来建构或重塑中国古代思想。而“五四”以来的思想进路大致都是在用西方的形而上学观念“格式化”传统的思想。中国思想如果要具有与西方哲学展开对话的能力，就必须展开自我的哲学理解，一个完全按照形而上学方式重构的中国思想，在失去中国思想原意蕴的同时，也失去了中西对话的能力，难以担负起重建文化的重任。 但对话需要有共同的对话平台，中国思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运用现代的概念和逻辑语言对其加以系统化，而现代化就意味着西方化，这似乎就存在一个悖论：如何使这种解释是现代的，又不在阐释中变异自己，被这种现代解释抹煞了自身的原初意蕴？徐复观的回答是：不应把西方哲学思辨性作为普遍性的标准，在承认与西方对话中其所具有的优先性之后，我们应力求从中国思想本身探求它的现代理解。徐复观充分考虑到现代阐释的悖论与困境，但唯有正视此一悖论，从差异入手才能思考对话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回到中国思想本身是现代阐释的基本原则。他在《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一文中，结合孔子思想具体阐述了现代解释要如何把握孔子思想本身的意蕴。 首先与形而上学的逻辑相比，“孔子思想的合理性，不是形式逻辑的合理性，而是具体生命中的理性所展现的合理性。”孔子思想可以说是来自现实生活、生命的深切体认，“是顺着具体的人的生活、行为的要求而展开的，所以必然是多面性的。包罗许多具体问题的。站在希腊哲学的格套看，这种思想是结构不谨严而系统不显著的。”他也承认：“凡是可称为知识的，一定有其条贯性，一定有其系统性，否则不配称为知识。某种知识的条贯之所到，系统之所到，即某种知识一贯之所到”。(11) 但中国思想不具有形式逻辑并不表示，中国思想没有系统性，没有条贯性。他举“道”为例说：“从《论语》看孔子毕生所学所教的，可用一个‘道’字加以概括。例如‘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士志于道’(同上)；‘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同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同上)；‘君子忧道不忧贫’(同上)等。因为道的概括性很大，所以在《论语》一书中所用的道字，有层次的不同，有方向的各异，尤其用在政治上者为多。但追到最后，都可以说是同条共贯的。道的基本性格，即是孔子思想的基本性格。”(13) 因此，徐复观认为，中国哲学也是有结构，有统一的思想贯串，但是它不同于西方的逻辑体系的统一。“所以《论语》在形式上很散漫地语言，只要深入进去，便可发现出彼此间内在地密切关连，这即是孔子思想的有血有肉的统一与系统的有机体”。孔子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统一的，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是一种“连成串”式的统一。这就“好比铜钱中间穿洞，用绳子穿成串一样”。但这还不足以说明孔子思想的逻辑，这种“没有逻各斯的逻辑”(14) 其实是一种网状的，各种意思之间互相的交错甚至重叠，但是又有一种内在性的统一，这种内在的统一是“提醒人注意的话虽然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因此相互之间也就没有递进的关系，但是形成圣人智慧的之间仍然有一条统一的线索，并被这条线索串联在一起”。(15) 可以说，希望通过中国思想重新发现希腊哲学的法国哲学家于连也有同样的洞见，他将中国古代思想称之为“智慧”，认为：“我们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统一思想的方式。一方面是哲学的通过抽象和构造来统一。另一方面是智慧的方式，通过贯穿和连续来统一。哲学是在‘设想’，而智慧是在‘贯穿’”。但是这两种统一有着本质的区别，“哲学的统一旨在吸收不同(统一成共同的范畴，寻求本质的一致)”，这种统一排除了具体的内容，将不同于自身的内容给牺牲掉了。而“智慧的则是将不同联系在一起，让论述的所有个案相互之间从内部沟通，不管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大。从一个提醒到另一个提醒，圣人的话不断地‘变’，(根据具体的场景，作不同的解释)但即使是在改变当中，相同的‘意味’却不断更新，不断‘变通”。哲学的统一是系统化，而智慧的统一则是变化。”(16) 而按照徐复观的理解，孔子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开辟的是“内在的人格世界”，他的思想体现在自身的具体行动当中，而不是表现为概念推演展开的结构严密的形式逻辑性。“孔子是要求显发具体生命中的理性，将这种理性实现于具体行为之上。”“孔子思想的统一，是由具体生命理性的展开、升华的统一；展开、升华中的层级性，即是孔子思想的系统性。这不是逻辑推理的线状系统，而是活跃着生命的立体系统。”(17) 故此，“研究孔子的人，应当把这种由内在关系而来的有机体，用现代有逻辑结构的语言表达出来，使内容的统一系统，表现为形式的统一系统。这当然是一件难事。但不可困畏难而另以一套性格不同的思想去代替它”。(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