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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认学术传统的标准 通常判断学术传承的标准大致可以说是“继绝学”，即使这个“学”未必真是“绝学”。具体于一位学者，主要看他的师承关系，自我标榜的学术信奉和立场，利用的学术资源，诉诸的学术经典和权威，集中阐述和表达的学术教义、命题和概念等等。在当下中国，甚至还可能包括服饰（西装或长衫、唐装）、礼节（握手或抱拳）、交谈或著述使用的语言（例如，西化文法和外文单词，文言或伪文言）。这是一种跨文化的现象，在当代中国，不仅在传统国学中，而且在中国人的西学研究中，也普遍借助这个标准。福柯、哈贝马斯、哈耶克或波斯纳均在当下中国学界有一些“传人”。即使在政治话语中，也处处透露出这一标准，作者常常通过大量引证权威作者和自我宣示来自我界定，[5]许多读者也常常据此来判断作者的政治倾向、学术传承，主流还是非主流。 标准的跨文化流行表明其具有合理性。对于社会来说，最主要的可能是便利。这种标准减少了读者的，有时还有观众的——若是把服饰、发型或胡子都考虑在内——信息费用。有各种经验的读者可以借此更快了解某学者的思想来源，包括他可能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更快更准地选定自己偏爱的学术产品。但对学者也有用，除表明自己的学术信仰外，更重要的是引用者（后代作者）可以借助其信奉、研究和引证的前代作者之权威，以各种方式影响甚或设定后代作者之产品的市场和消费对象，其作用大致相当于商标。[6] 但这也就暴露这一标准隐含的一些麻烦。若以后代作者的主观表达为标准，即使作者是真诚的，也完全可能与其号称追随的前代作者相距颇远，甚至完全是创新的。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儒家传统中，战国时儒家已分成八派，此后又有汉儒、宋儒、陆王，乃至现代的新儒家，就是例证。乃至于马克思生前就否认自己是某一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若是后代作者不真诚，则麻烦更大。例如，如果我希望借助强势话语的主导地位，我可以利用强势话语的概念、命题甚或只言片语来获得或维系学术甚或政治的强势；另一方面，我也可能有意利用既定话语格局来制造并凸显自己所谓的创新、反叛或守成。这两种类型的诉诸前代作者不仅与被诉诸的作者无关，有时甚至与学术无关，而与后代学者当下的利益判断有关，与制作和推销学术“赝品”有关。 我更偏爱以问题或思考问题的进路、视角、方法等维度来勾连或建构学术流派或学术传统，反对学术流派和学术传统上的本质主义。这一标准并不新颖。[7]它有弊端：可能引发某些追求知识谱系高度确定性的读者的困惑，同样可能被机会主义者滥用。但它可以展示人类思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认真对待思想家和学者，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拓展我们想象和研究的空间。公开标明的构建不会欺骗读者，至少留下了争辩的可能。 据此，一个学者完全可以同时属于几个学术流派，甚至可以属于通常与其对立的学派。例如，维特根斯坦在地域上属于欧陆哲学，语言哲学，但在气质上则属于英美哲学，经验主义，实用主义（语用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毛泽东、邓小平，由于强调实践检验真理，则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很多有相通之处；由于集中关注中国农民问题，则可将政治家毛泽东和社会学家费孝通并列；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政治上可能极端对立，但在思想方法上，自由主义信条信奉者与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根本的区别，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世俗宗教的信奉者。 我正是按照这一标准构建费孝通与（早期）儒家的学术联系。我认为他们发现并要回答的社会根本问题有许多共同点，在思路上有许多一致之处，包括回答问题的方案，务实和超越。当然也有很多和很大的差别，即使就共同关心传统农耕社会的秩序这一点而言，早期儒学——由于种种条件制约（同时也是支撑）——试图以规范信条回应农耕社会的基本问题，而费孝通先生，同样由于其现代制约/支撑条件，不仅以现代的经验表达解说和正当化了当年早期儒学的解释和回应方案，而且在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回应方案。而要论证这一点，首先必须越出对儒家文本、概念和命题甚或狭义中国文化（典籍制度）自身的分析，必须重构阅读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语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