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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儒学既是无神论的，又具有深刻的宗教性，两方面同时兼而有之。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是一种确认累积性的人类经验本身的宗教。儒学所赞成的人类成长和扩展的方式是：它们由整体的意义——我将称之为“协同创造”（co-creativity）——造成，并且对这种意义作出贡献。在古代典籍中，“协同创造”具有许多相关的表达方式（仁、君子、圣人、和、中庸），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下，用杜威的话来说，它是“做和经历”（doing and undergoing)，努力以其自己的经验取得最大的收获。 在这种宗教与亚伯拉罕传统之间存在一些深刻的区别，后者规定了西方文化经验中宗教的意义。西方的“崇拜”模式遵从某种时间上在先、独立的、外在的动因（agency）的终极意义——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称之为“绝对的依赖性”，在这篇论文中我将提出，与这种模式不同，儒家宗教体验本身是繁荣昌盛的社群的产物。在社群中宗教生活的质量直接取决于社群生活的好坏。宗教不是繁荣昌盛的社群的根源，不是它建立于其上的基础，而是社群的产物，是它开出来的花朵。 第二个重要的区别是，儒家的宗教既不是救世的，也不是末世论的。它涵衍了一种转化，然而这是一种特殊的转化，是人们应付平常事务的日常生活的质的转化。 对于这种“无神论的”、以礼为核心的宗教思想，我想依据《论语》和将它表达得更清楚的《中庸》加以阐述，厘定这种宗教思想，将使人们怀疑对古典儒学所作的一种常见的解释，即那种以天为核心的基督教式的解释，也将挑战这样一种缺乏根据的主张：儒学只不过是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我相信，这种讨论与我们当代世界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神学的宗教人道主义——或者称“自然主义”更好——的精致的范例。二十世纪早期，包括费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柯梯斯·利斯（Curtis W. Rees）、查尔斯·弗兰西斯·波特（Charles Francis Potter）、以及约翰·杜威等人在内的一场美国运动曾经提倡这种人文主义，但是成就很少。【1】 这些哲学家相信，晚近以来人类文化、特别是科学的发展，将人道置于十字路口，使诸如有神论的“上帝”这样的宗教习俗中的超自然内容显得不仅陈旧，而且低级，这样就需要彻底改正宗教的感悟方式，肯定人类社群的无可比拟的价值。这种宗教人文主义未能赢得拥护者，既是由于表述中搀杂了种种稀奇古怪的想法，也是因为人们执著于占上风的有神论宗教的超自然主义，不能接受新的说法。也许古代中国人的经验将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宗教改革家。 为集中讨论古典儒家的宗教性，我将从区分儒家意义上的协同创造（中庸）与（西方的）“作为力（power）的创造”（creation-as-power）开始，前者充分地利用人们的经验，后者主要是在以下这些宗教语境中产生的：这些宗教诉诸超越的、超自然的意义来源。在“创造”与“力”之间的这种根本区别使我们能创造出替代的语汇，以说明儒家的宗教性，更好地理解平常的人类经验——通过家庭和社群中的身份和关系，使生活合乎礼——为何能够成为强烈的宗教体验的源泉。我将探索作为一种能动的社会基本法则，礼的过程是怎样不仅为追求意义的人定位，而且将他们创造出来，使他们能过深沉的宗教生活。我认为礼确实是人的“教育”过程，这个过程使人“扩充”为精神体验的、富有活力的中心，不然他们就会是不完善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