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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问世500周年。毁誉参半一直伴随着这本经典著作，而由此阐发出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更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代名词。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马基雅维里和他的《君主论》，又如何看待这本著作对后世的影响？相信维奇教授对意大利历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人文环境以及马基雅维里个人成长的深入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君主论》。 500年前，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撰写了经典著作《君主论》。这本书问世以来，一直被奉为欧洲历代君主的案头之书，政治家的最高指南，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它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最独到、最精辟的解剖，其对人类政治关系的悲观主义观点更成为500年以来政治学不可忽视的讨论对象。《君主论》被西方评论界列为和《圣经》、《资本论》等相提并论的影响人类历史的十部著作之一。 列奥·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里的著述《君主论》使政治哲学与古希腊罗马传统发生了决裂，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发生了决裂，它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特性。”马克思也曾指出：“马基雅维里在书中的阐述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作为法的基础，从而将政治学的基础由道德转向了权力。”这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是空前的。 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毁誉参半一直伴随着这本经典著作，而由此阐发出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更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代名词。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马基雅维里和他的《君主论》，又如何看待这本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国家治理和政治伦理又可以从中获得什么启示？ 近日，时值《君主论》问世500周年，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意大利文学专业教授维奇(CarloVecce)应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邀请，做了题为“马基雅维里和现代国家”的讲座，并接受了本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的专访。 维奇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意大利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文明。他曾经参与编撰《马基雅维里百科全书》，还曾获颁2010-2011年度“富尔布莱特杰出教授”。 相信维奇教授对意大利历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人文环境以及马基雅维里个人成长的深入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君主论》。 应当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基础中去理解《君主论》的重要性 文汇报：今年是《君主论》问世500周年，我们今天来谈论这本经典著作的历史价值，是否必须和500年前所处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这些大背景中又有哪些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的？ 维奇：是的，我想，当我们面对经典著作时，总是会联想到它的历史背景，那个时代的文化和社会状况，作者的生平，以及这部作品的本来含义等等。在我看来，经典著作就像是来自过去的启示，有时，它会来自非常久远的过去，就像中国的儒家著作。在马基雅维里的案例中，创作《君主论》这样经典著作的幸运，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反而变成了厄运，因为在现代和当代，对于这部著作的许多政治解读都扭曲了它本来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在理解这部著作的重要性时，应当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基础中去。文汇报：500年前的欧洲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进入资本主义的萌芽期，这个历史过程中，人们常问为什么文艺复兴会最早发生在意大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文艺复兴和其发祥地意大利又带给马基雅维里怎样的灵感，最终促成了《君主论》的诞生？ 维奇：我想，是几个进程的交错使文艺复兴这一深远的文化现象在14-15世纪期间开始于意大利这个国度：首先是商人阶级、自由共和国以及城镇在威尼斯、热那亚、弗罗伦萨的发展，其次是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崛起，还有最早的大学在博洛尼亚、那不勒斯、萨莱诺的出现，同时，意大利本身处于地中海交叉口，从而具有了串联起东西方之间交流的历史价值，最后是知识分子运动的崛起，我们将之称为“人文主义”，即把人放到了世界的中心。第一批人文主义者像彼特拉克、薄伽丘、列奥纳多·布鲁尼、洛伦佐·瓦拉等，认为是野蛮人摧毁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带来了黑暗的中世纪，现在应当重新恢复这些经典。这是文艺复兴的真正含义：在黑暗时代死亡的文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文学、哲学与政治的重生。而马基雅维里非常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古罗马尤其是他们的共和时代，是我们最理想的模仿对象。实际上，《君主论》的写作是马基雅维里在另一部作品《论李维》的写作间隙完成的。 文汇报：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已经摆脱了传统宗教思想的束缚，他的政治理论并不是从神学说教出发，而是从现状着手，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政治和法律领域中的问题。这是否是文艺复兴时期一大批作品的共同特征？ 维奇：让我们看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我们会发现同样的态度。比如，瓦拉在包括哲学、法律、伦理、政治等所有领域都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他在写作中建立起一种人文主义的方法，而不受形而上学或宗教的影响。瓦拉是第一个站出来，揭穿所谓的君士坦丁的赠土是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伪造文件。所以，如果我们希望理解马基雅维里的想法，我们就必须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政治和哲学家一起纳入思考。 文汇报：差不多也是在500年前，对人性持乐观主义的“乌托邦”的理想也产生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您怎么评价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这两种观点？这是否和马基雅维里的生活背景有非常多的联系？ 维奇：中世纪快结束时，在欧洲，哥伦布和麦哲伦试图探寻世界的真正边界，马基雅维里试图寻找人类生活和政治的真相，这两股潮流也带来了梦想新世界的需要。通常，人们把新世界投射在另一个空间里，就像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或者投射在另一个时间里，比如在神话中的黄金时代，也可能是在不可预知的未来。在乌托邦中，人类将生活在和平和快乐中，没有痛苦和战争。我们必须理解，16世纪是欧洲非常糟糕的时代，它被称为“铁血世纪”，充斥着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血腥战争和残酷的宗教斗争。这是一个悖论，在欧洲历史上，同时有马基雅维里，也有不同的其他人，人性的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同时并存。实际上，《君主论》中的一些悲观主义观点必须放到作者本身的背景中予以理解，这部作品是马基雅维里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候写的，他在政治上被贬，遭受牢狱之灾、酷刑和流放，并且这一时期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危机最严重的时期。 《君主论》并不是一本政治手册，而是马基雅维里个人化的沉思 文汇报：《君主论》被西方评论界列为和《圣经》、《资本论》等相提并论的影响人类历史的十部著作之一，但是同时它又毁誉参半，您认为我们应当怎样重读这本经典著作？ 维奇：正如我说过的，《君主论》被现当代的解读扭曲了，他们试图在马基雅维里的作品中找到所有不好政治行为的源头，比如政治和道德的分离，比如缺乏信仰、玩世不恭、欺骗以及所有维护权力行为的正当性等等。所有这一切被称为“马基雅维里主义”。但事实上，马基雅维里从来不是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看看他在1498-1512年期间服务于弗罗伦萨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生涯就足够了，我们必须承认，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的行为总是正确的，哪怕当他不得不和像瓦伦蒂诺公爵博基亚这样的君主接触时，也是如此。而且，很多著名的论调被错误地归于马基雅维里，比如，“以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从来都不是他的意思，他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这些话。所以，我的建议是将《君主论》放在一个正确的哲学和历史背景中，不受后来解读者的影响，来重新阅读。我们必须以一种马基雅维里的方式来阅读它，而不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方式。 文汇报：的确，我们经常看到对《君主论》这样的描述，认为它系统地总结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法，突出表现在以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政治无道德论，被后世称为“马基雅维里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都信仰马基雅维里主义。也就是说，在您看来，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是对他本人的一种误解？ 维奇：要记住，对于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曲解首先来源于天主教会，红衣主教雷吉纳尔德·波尔说，《君主论》是由邪恶之手写就的。帝国主义和当代法西斯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以有益于他们统治大众的目的，他们提出，公众注定要服从现代君主。这一现代马基雅维里主义变成了种族主义和错误理解德国哲学家尼采“超人”学说的混合物。尼采是另一个有名的遭受广泛误解的受害者，他的思想甚至被认为是纳粹主义的前身。 文汇报：您提到，尽管《君主论》的文字非常好，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它的思想。您能否给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其中的重要思想？ 维奇：短短几句话，很难讲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复杂性，我可能会给出另一个误解。但是，我想说最重要的方面是他对于人类和社会真相的密切关注，马基雅维里描述君主和政治，并不是说他们应当怎样，而是描述他们事实上在生活和人际关系中是怎样的，这往往不是田园牧歌般美好的东西。事实上，现实生活同样充满了挣扎，为了生存，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为了征服或者维持权力。当然，包括贵族、资产阶级和平民在内的社会阶级也是辩证的。在中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不受宗教偏见的影响，认识和分析这些社会和政治现象的人。这是一种真正科学的看法，和他在弗罗伦萨的朋友达·芬奇并没有什么两样。 文汇报：我们知道，《君主论》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政治学著作，那么从政治学演进的角度来看，它又居于怎样一个位置？您在演讲中提到，人文主义运动实际上吸取了很多历史上经典著作的养分，那《君主论》是否也是一样？ 维奇：《君主论》在政治学演进中的位置可以追溯到从布鲁尼到乔瓦尼·蓬塔诺等一系列人文主义者的政治著作中。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以信件的形式写给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的，以教授他们应对政府和政治事务的正确艺术。基于这个原因，所有这些论文有时会和马基雅维里的作品有同样的标题，“君主论”，强调君王的道德品质，美德以及他应该做什么。 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指向的是一个理想的君主，而马基雅维里则科学地描述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真正的君主是什么样的。他并不是想让这部作品成为一本政治手册，或者一封写给真实君主的信。哪怕《君主论》中的确有对洛伦佐·德·美第奇的献词，我认为它仍旧是马基雅维里工作间里的私人作品，从来没有被寄给美第奇公爵过，而且从来没有在马基雅维里在世时出版过。事实上，《君主论》是基于现实的直接经验，而对政治和人类进行的一种个人化的、苦涩的沉思。 对于人类的政治关系而言，绝对的悲观主义和绝对的乐观主义一样糟糕 文汇报：用方言写作反映了地方意识的兴起，特别是好的文学作品对一门新语言的塑造和推广有直接作用。《君主论》这本小书，有没有对后来的意大利语，和后来意大利这个民族的认同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 维奇：《君主论》并不是用意大利语写的，而是用弗罗伦萨的方言。在16世纪刚开始时，意大利语还不存在。但是由于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这些弗罗伦萨作家所写的文学著作，弗罗伦萨方言相对于那不勒斯、威尼斯、米兰方言，已经在文化上有一定的优势了。所以马基雅维里在用他自己的语言写作时已经注意到，使用和但丁一样的语言，就可以将之传播到整个意大利，甚至欧洲。在之后的几年，一些其他知识分子以弗罗伦萨文学语言为基础，发明了意大利语。当然，《君主论》被认为是意大利文学和语言的经典文本。 文汇报：尽管马基雅维里竭力推崇国家统一，以此来推动意大利的强盛，但实际上意大利却一直都是个脆弱的联盟，直到1861年才统一。近些年，意大利一直运转得磕磕绊绊，不仅腐败盛行、债务如山，面目可憎的官僚也充斥着政坛。《君主论》对于意大利本身的政治生态是否有什么影响？ 维奇：是的，《君主论》最动人的部分是最后一章，马基雅维里勉励意大利重获自由，重振古罗马时代的辉煌。当时正是意大利的悲剧性时刻，意大利被外来侵略者征服，所以马基雅维里传递的是一个包含希望和爱国主义的信息，不幸的是他的希望注定没有实现，直到1861年意大利才最终实现统一。在19世纪被称作“复兴运动”(Risorgimento)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君主论》广受赞誉，人们认为这部著作教授了强烈的道德和美德，同时反对天主教会，而天主教会正是意大利独立统一的主要障碍。确实，当代意大利仍旧经历着深刻的危机，但我不认为最坏的是经济和金融。今天，最坏的是道德危机，以及伦理和政治之间的分割。或许当代意大利人应当更少地奉行马基雅维里主义，而更多地真正采用马基雅维里的方式，来投入政治生活。 文汇报：《君主论》对人类政治关系的悲观主义观点也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它所导致的对权力的不信任带来了政治制度设计中的诸多安排，比如分权和法治等等。您怎么评价《君主论》一书在人们后来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 维奇：对于人类的政治关系而言，绝对的悲观主义和绝对的乐观主义一样糟糕。我认为，马基雅维里的想法总是和某一特定的状况和情景相关连。他的目的是卸下政治家和统治者们戴的面具，他们总是试图掩盖他们真正的目的。我再重复一次，《君主论》并不是一本给暴君和独裁者的政治手册，尽管它时常在这一意义上被误读。它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前后欧洲专制时代的政治行为。他的著作是一本变革之作，终结了中世纪和天主教会的绝对政治权力。事实上，教会也立即对这本著作予以谴责。 文汇报：马基雅维里的非道德政治观完全抛弃了政治权力的道德基础，彻底把政治学和伦理学分开，并把政治权力看作国家和社会的真实基础。您怎么看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契合点，又如何评价马基雅维里的无道德政治观？今天，我们是否应当再度把道德约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来加以考虑？ 维奇：我不同意你的说法。马基雅维里没有放弃政治权力的道德基础，他只是将之“搁置”了而已，以深入地研究政治行为。这在由宗教主导的中世纪还是第一次，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还是在柏拉图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的思想家的著作里我们都没有看到。马基雅维里并没有将政治和伦理割裂开来，比如，在《论李维》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强烈的伦理观点，表扬历史上的罗马无论是作为一个民族，还是作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道德和美德，从而成功建立了帝国。 当然，今天，正如康德所说，伦理是政治的基础，伦理必须当作政府行为的首要项来考虑，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必须面对其他强大的力量，比如全球经济、国际合作、金融等，这些力量大多以一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方式”在行动，即只关注其目的，比如富裕、商业、收入，而不考虑其行为方式，比如剥削贫穷人口、局部战争、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对自然和栖息地的破坏等等。今天最主要的战争源自“政治”君主和“金融”君主之间，前者关注大众的真实需求，后者只是为了获取资本。在一些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只是表面的，真正的君主并不是人们选出来的政府，或者共和国总统，而是金融寡头、金融和股票市场这样匿名的、非物质化的力量。 文汇报：今天，意大利还有很多人读这本著作吗？目前，意大利学界对于马基雅维里和《君主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什么样的议题上？ 维奇：尽管有现实的危机，《君主论》仍旧被很多意大利人所阅读，很多人从学校开始就接触到《君主论》了。在“复兴运动”时期，这是一本基本的通俗读物。而且，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传统，产生了新的批判性文本，以及大量的研究和评论。但是最重要的读物来自安东尼奥·葛兰西。在葛兰西一本写于法西斯监狱的笔记上，这位共产主义哲学家重新发现了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实践——他不是让政治脱离道德，而是让政治脱离先验元素，而且，他认为君主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意志的拟人化象征”。(本报记者 田晓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