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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开始我就说过，我认为哲学是根据其历史而不是其自然本性来定义的，不过，遵循黑格尔的思想，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在其历史中或从其历史出发，发现或制造其自然本性，从而理解哲学。不过，今天我在那个方向上所表达的态度，也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不同类型的定义，即实指性定义：哲学就是康德和黑格尔所做的那种工作（也许有人马上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弗雷格、维根斯坦也加到这个名单上，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开始着手把态度变成故事，其实也就是变成历史了）。于是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就那样说，那样做？如我所说，一方面我认为指名道姓（specification）是很好的开始，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尝试去弄清楚康德和黑格尔（还有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做的究竟是怎样的事情，是相当重要的。做这项工作并非仅仅把哲学当作某种具有历史的东西而向它招手致意就能够满足的。应该做的，是尝试理智地重构传统，将它重铸为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系列的观念在涌现，并得到表达、精炼和发展。 我和那些巨人一样，也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独具特色的关注点乃是某种自我意识，即意识到我们本身乃是特别地具有推论能力（即制售概念）的生物。哲学的任务就是从给出和寻求理由的社会性实践开始，去理解概念性的规范和活动的条件、本性和后果，我们使这些规范和活动成为可能，而这些规范和活动也使我们得以可能。作为概念的使用者，即便我们总也不过是在缓解那种含混不清的情境、条件、技巧和惯例的所形成的背景，我们毕竟是能够清晰阐释事物是怎样的、我们又在做什么的存在者。在我们的阐释能力能够依托的东西中，正是这些使用真正概念的能力，使得对任何东西的清晰阐释成为可能。我要说，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从事哲学活动（philosophizing）。 我们很容易被下面那些如同回归家园一般的熟悉感受所误导，所以相应地，将哲学这种特征和与之容易混淆的相邻学科的特征区别开来，就非常重要。这种看法与康德将哲学加冕为“各学科之女王”的做法存在着明显的亲和性。正因如此，哲学确实将其视野扩大到涵盖所有广义的推论性活动之上，这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预设了判断、手段和智识（sapience）能力的所有活动。但在此意义上，哲学至多是各学科的女皇之一，而非唯一的女皇。因为在其权限领域中，哲学傲视天下的范围并不适于将其与心理学、社会学、文学或文化批评，甚至新闻学区别开来。将哲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是它对一般意义上的推理性的关注所具有的表达特性，而非其包罗万象的范围。我的简要勾勒意在介绍与哲学相称的特别的不同之处，而不是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独一无二的特权。 而且，按照我对哲学的刻画，哲学相当于其他学科，并不扮演一种基础性的角色。在取得最终证明的某种序列当中，哲学的论断并不优先于专门科学的论断。哲学也并不坐在这一证明过程的另一端，像终审法官那样君临判断和行动的正当性；当然，概念的日常运用和实践运用的可靠保证，在未经哲学探究的确证之前，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临时的。同样，我所描述的哲学也并不坚持任何方法论的特权和洞见，如果这些特权和洞见可能潜在地与其他学科实际的方式方法相冲突的话。 实际上，哲学本身适当的关注对象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性的本性，特别是规范性当中的概念性类型，从而也就一般意义上的推理和对正当性的证明；当这些关注对其他学科发生影响的时候，将其特征刻画为“婢女”也同样适当。因为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中，那些一直被误认为具有基础性的和方法论意蕴的部分，实际上是在提供和运用工具，以阐释隐含在整个文化（包括研究高深文化的专门学科）当中的实质性承诺。以论断的形式把那些规范和推理阐释清楚，也就是首次把它们暴露在理由充分的评价、质疑和捍卫当中，因此就是将它们暴露在理性的修正之下，而这种修正正是概念演进的主要过程。但是，一旦含混不清的预设和结论被敞露于清晰性的光天化日之下，那么评价和修正的过程、从而概念的演进也就是概念所有者自身的工作，而不是哲学家对其拥有特殊权威或专门技艺的东西了。换言之，哲学家的工作便是找到出路，以便增进语义的和推论性的自我意识。我们运用那种自我意识所做的事情，并非是我们作为哲学家的事业，不过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事业，自然是当之无愧。 哲学的表达性工作的基础，在于它强调要把我们当作一种特定的东西，即进行表达的东西，同时也就是概念性规范的创造物和创造者，理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由于我们服从于来自更好的理由所特有的规范性力量，因而与其他东西区别开来。这种表达性活动把我们作为特别的规范性的创造物来考虑，从而使哲学与经验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道扬镳。正是这规范性的特征，把那些思想潮流结合在一起，用斯坦利?卡维尔独具匠心的精辟格言来概括，就是康德使认识论、弗雷格使逻辑学、维特根斯坦使心理学去心理主义化（depsychologized）。当然，黑格尔使历史去心理主义化也可以加在里面。这里谈到的去心理主义化策略同样也是去社会学化（desociologizing），因为它重新把注意力集中于对概念的规范性约束之上，而这些概念是在基础层面上的一般性经验知识、推理和思想当中得以施展的。这一策略超出了狭义的（就原因的可描述性次序而言的）自然的东西，而走向黑格尔称之为“精神”（geistlich）的东西，即规范性次序。 对我们概念的规范性的特别关注使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与文学及造型艺术分道扬镳了。推理上的清晰阐释把概念性承诺区分出来，由此这些承诺能够互为理由，且需要理由，而它们作为理由的资格总是潜在地处于争论之中。现在，就给出和寻求理由的实践而已，我断言它们具有核心的和不可或缺的特性，实际上也就是标准作用；但我绝不是说，推理（甚或是思想）是谁都应该做的。我要说的是，哲学家的独特关注点，一方面在于制售理由的实践还使别的什么东西成为可能，以及如何使之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于什么使得这些实践成为可能，这就是说，哪一类“行”堪称“言”，相信或说出是怎样基于“知道如何去做”（know how）的。正是这一系列独特的关注，使哲学成为理由的聚会，使哲学家成为规范的朋友，也正是这些朋友把我们在推论上清晰阐释的能力，引导到推论的清晰性的光明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