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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我将其描述为这一运动的所谓核心信条的那些观点，在艾耶尔有关逻辑实证主义的著名通俗读物《语言、真理和逻辑》（伦敦：高南茨，1936）一书中得到辩护。它们逐渐形成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坚信的基础模式。这一基础模式在以下范围上是确切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形而上学的说明是无意义的（尽管他们在哪些说明属于"形而上学的"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这些说明可以与"认知上有意义"的说明（科学说明）区别开来。这样做是借助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说明要么是经验上可以证实的，要么是通过诉诸逻辑（包括数学）和定义而决定的（参见注47）。伦理说明，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也被视为"无意义"，倘若将它们看作是表达了有关客观外界的真理的话。不过，如果将它们看作是"情感"的表达形式，也即表达某种态度，呼吁别人共有某种态度的方式，那么也允许赋予其二级意义。 [2] 所有的实证主义者都相信，全部的经验真理都是有关感觉材料的，这大概是最顽固的一种误解。甚至卡尔纳普在《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柏林：维特克雷斯-弗那格，1928)一书里提出的有名"Aufbau"，也仅仅是断言，感觉材料为重构科学说明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汉斯·莱辛巴赫在《经验和预测》一书中，对这种现象论毫不掩饰地表示了仇视。 [3] 事实上，所有的科学概念--尤其是，可观察的科学概念--都充满了理论，这种观点，自20年代初期以来，举足轻重地出现于努拉斯和卡尔纳普的论文之中。 [4] 这是一种误解，对此，主要应受指责的是托马斯·库恩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第二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无论莱辛巴赫，还是卡尔纳普，都是在科学革命，即爱因斯坦革命之后进入哲学领域的。汉斯·莱辛巴赫的《相对论与先验知识》一书（柏林：斯普林格，1922；贝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65），严格讲，是关于如何解释科学的革命。它同时不强制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这场科学革命发生之前和之后出现的种种理论是"不可比较的"，而这正是库恩后来所倡导的。 [5] "论存在什么"（1948），收于库恩的《从逻辑的观点看》一书（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 [6] "两种独断论"（1950），收于同书。允许一些在经验上不可证实的说明--纯粹的数学说明--划归"认知上有意义"的类型，而同时禁止"形而上学"，这种实证主义的方 法，依赖于鲜明的分析与综合之分。正是由于这一点，奎因对这种区别的批评，使得"科 学与形而上学"之分在哲学家那里成为可疑的对象。 [7] "范围与语言科学"（1957），收于奎因《悖论的方式》（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6）。"论自然化的认识论"，收于奎因《本体相对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9）。 [8] 这种二分法大约在1939年之后出现于卡尔纳普的著作。可以假定，"可观察的项目"（例 如"蓝色"、"色调"）仅仅指涉可观察的成分。同时，体现为观察报告的说明与体现为理论假设的说明之间的区别，可以描述如下：前者只包含可观察的项目，而后者至少必须包含一条理论项目。在于普特南："理论所不能"（1960），收于普特南：《数学、物质与方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已经指明，这两种假设都是站不住脚的。 [9] 参见米歇尔·弗里德曼："逻辑实证主义再评价"《哲学学报》（1991年10月）：505-519。 [10] 参见雷希："库恩屠杀了逻辑经验主义吗？"《科学哲学》第58期（1991）：264-277。这条注释应感谢杰纳德·霍尔顿和裘第·卡特。 [11] 默顿·怀海特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但除了牛津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它也认真处理过实证主义。 [12] 在这一意义上，长期以来，我并没有把维特根斯坦看作是"日常语言哲学家"。而且，我认为，奥斯汀实际上的重要意义完全超出了他对这一观点所表现出的忠诚。 [13] 怀海特在哈佛的变革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它不仅最年轻，而且是来这个系时间最近的人。（参见注释11） [14] 尤其是，康奈尔大学几年来开设了一个维特根斯坦哲学系。 [15] 正如注释6所提到的，在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辩论的背景下，奎应对分析与综合之分的抨击，也削弱了有关"科学与形而上学"之分的整个观念。 [16] 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结构》（默顿：格那文哈格，1957）。 [17] 递归函数是一组函数。根据丘奇和图灵在30年代提出的的论点（"丘奇论"），这种函数，严格讲，包括计算机原则上所能够运算的函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在其所有形式上，都保存了两条核心论点：1）自然语言的语法结构比传统语法（"短语结构语法"）所能允许的要复杂的多；2）对递归函项理论（以及一般的计算机程序）而言，这些更复杂的结构依然可以使用某种形式系统加以描述。这种形式系统，最初由图灵同时代的美国人埃米尔·泼斯特所设计。 [18] 保罗·齐夫：《语义分析》（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0）。今天，研究生们一般都认为，这一观点肇始于多纳德·达维森德"真理与意义"，《综合》第17卷（3）（1967）。可悲的是，齐夫的书倒很少有人想起。 [19] "图灵机"，是一些抽象的装置（至少在30年代，当图灵描绘这种机器的时候，它们还仅仅是作为数学的抽象物而存在的），构成了现代计算机理论的基础。 [20] "思维与机器"，收于普特南的《思维、语言和现实》（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 [21] 普特南："理论所不能"。这一影响，部分归因于对卡尔纳普观点的集中诘难。正如弗里德里克·苏普在《科学理论的结构》（厄尔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74）一书的序言中所描述的，存在着两种诘难："首先，存在着针对有关公认的观点的特征施加的诘难．．．．．．旨在揭示其属于不可弥补的缺陷（这也是他对我的非难所作的分类）。其次，存在着两可性的科学哲学（由汉森、库恩以及图尔明所提出），这种哲学干脆拒绝公认的观点，进而坚持采取其他的科学和科学知识观。"出处同上，第4页。 [22] 这种逻辑词汇有时可以包括更高层次的逻辑，或换句话说，集合论的有关资料。参见卡尔纳普："理论概念的方法论特性"，载于费格尔和斯库里文：《明尼苏达科学哲学研究》，《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的概念基础》第一卷（明尼坡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56）。 [23] 重印于普特南：《思维、语言和现实》，第11章。 [24] 多纳德·达维森的"论概念范式观"，载于《第60届美国哲学学会议事录》，包含有一种有力（而且著名）的论点，针对的是意义不相容性观点的一致性问题。 [25] 安斯柯比的"现代道德哲学"，代表了对这种新的研究方法的诉求。这篇文章收在安斯柯比的《伦理学、宗教和政治学》一书，《安斯柯比哲学文集》第三卷（牛津：布拉克维尔，1981）。 [26] 查尔斯·特纳维斯：《意义的用法：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 [27] 比如，请考虑一下语句："桌上有咖啡。"(The table is covered with coffee)根据语境，这也许意味着桌上有几杯咖啡，或咖啡溅在桌上，或桌上有几包咖啡。不过，在所有这些用法中，"咖啡"、"桌子"即"有"均有其标准"意义"。 [28] 对格里斯观点的强烈批评，参见查尔斯特纳维斯："分析年鉴"，《思维》第100卷（398）（1991年4月）：237-264。 [29] 比方，传统的心身问题，被看作不过是大脑"软件"和"硬件"的关系问题。 [30] 参见奎因："范围与科学语言"，以及"论自然化的认识论"。 [31] 参见普特南：《逻辑哲学》（1971），作为普特南：《数学、物质和方法》第二版的一部分，有重印。以及奎因"论存在什么"。 [32] 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这一点相当于?quot;p(q或r)"等同于"pq或pr"。 [33] 参见普特南："逻辑是经验的吗？"，又以"量子力学的逻辑"为题重印于《数学、物质和方法》一书。 [34] 有关这些困难的说明，参见普特南："答米歇尔·里德海德"，载于克拉克和哈里编《普特南读解》（牛津：布拉克维尔，1994）。 [35] 奎因《词与物》（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0）。 [36] 一项有名的奎因思想试验，常常用来解释这一学说。它包括这样的想法：不经意地碰上一些当地人，他们说一种至今无人懂得的语言，好想是叫兔子佳瓦盖（gavagai）。在《词与物》一书中，奎因坚持认为，我们可以把佳瓦盖?quot;丛林语言"中的所有表现形式，都翻译成一种"可以分离的兔子部位"，而在我们的翻译模式的其他方面做出"补偿性调整"，那么由此形成的翻译模式就会适合所有可能出现的行为材料。如果认为词语的指称可以从行为材料出发公开触及到的话（否则，语言怎么才能学会呢？），那么奎因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这不表明，根本不存在佳瓦盖意思是指"兔子"，还是"可分离的兔子部位"之类的"事实"吗？ [37] 尤其是，布纳德·威廉姆斯：《笛卡尔：纯粹研究计划》（哈蒙斯沃斯：企鹅出版社，1978），第299页。 [38] 当代数学家会接受这样的句子："存在着大于25的数"，而当代生物学家会接受这样的句子："存在着导致人类疾病的微生物。"由于这一点，奎因的本体论承诺的标准意味着，这些科学家"承诺"数和微生物的"存在"。而且，由于存在是单义的，数和微生物都在严格同一的意义上存在（如果当代科学是正确的话）。 [39] "数学化的成功与限度"，收于奎因《理论与事物》（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第149页。 [40] 参见大卫·刘易斯：《反事实》（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第84-91页。 [41]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克拉普分社，1970）。 [42]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约翰·罗尔斯："道德理论的独立性"，1974年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主席就职演说，载于《美国哲学学会议事录》第48卷（1974-1975）：第5-22页。 [43] 马基：《伦理学：若事生非》（哈蒙斯沃斯：企鹅出版社，1977）；吉尔布特·哈曼《道德的本质：伦理学引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 [44] 布纳德·威廉姆斯：《伦理学和哲学的限度》（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 [45] 这三个人是罗杰斯·阿尔布里顿、斯坦利·卡维尔，以及布顿·德里本。德里本从哈佛退休后，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不过，比我年轻一些的同事瓦伦·格尔德法布，除了在逻辑学和分析哲学方面做出了优异成绩之外，今日，在延续哈佛的维特根斯坦研究传统方面，也助了一臂之力。 [46] 参见普特南《思维、语言和现实》，第15、16、17章。 [47] 在所有的纯数学系统里面，都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语句。自从哥达尔取得这一发现以来，实证主义者们在其标准上作了种种复杂的调整，目的是为了避免认为，任何纯数学语句在认知上皆无意义。不过，这里，我的目的不是深究那些调整方法。 [48] 参见"数学必然性再思考"，载于普特南：《词与生命》（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大学出版社，1994）。 [49] 奎因对分析与综合之分的抨击，是对这样的实证主义观点的诘难：一定种类的说明（分析性说明），原则上，能免于经验上的反驳。奎因不认为可以对概念知识和经验知识（例如理查德·罗蒂）加以区分。持这样的观点的哲学家，是在悄悄认为，任何有效的概念知识观，在不可修正这一点上，与实证主义的分析真理观相似。但在《论确定性》一书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对河与岸的区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岸与河会换位，同时，有些岸比其他岸脆弱。他的意思是，在"语法"（概念）说明和经验说明之间存在着差异，哪怕一定的说明的地位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哪怕一些"语法"说明变得受人误解。 [50] 斯坦利·卡维尔最近有关这一课题的著作，包括《洒脱的条件和不洒脱的条件：爱默生完美主义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对日常状况的追求：怀疑主义和浪漫主义思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以及《哲学路线：维特根斯坦、爱默生、奥斯汀、德里达》（牛津：布拉科维尔出版社，1955）。 [51] 收于普特南：《思维、语言和现实》 [52] 克利普可：《命名于必然性》（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1980）。 [53] 参见普特南：《理性、真理和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 [54] 奎因：《词与物》（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0）；奎因：《本体相对论及其他论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 [55] 奎因：《真理的追寻》（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第33页。 [56] 纳尔森·古德曼：《世界建构的方式》（印第安纳坡利斯：哈克特出版社，1978）。在古德曼、亨普尔、谢夫勒，以及我本人之间，就这一观点展开的争论，参见马克米克编：《星体构造：实在主义、反实在主义及非实在主义》（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6）。 [57] 参见普特南：《理性、真理及历史》；还请参见普特南：《实在主义的多面孔》（拉萨利：开放之院出版社，1987）。 [58] 参见普特南："答西蒙·布拉克布恩"，载于克拉克和哈尔编《普特南读解》，以及普特南："杜威讲座1994：意义、无意义和种种意义：人类思维能力研究"，《哲学学报》（2）（1994年9月）。本文主要涉及我对"内在实在主义"是是非非的思考。 [59] 理查德·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论文集1972-1980》（明尼坡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 [60] 参见"詹姆斯的感知理论"（1988），收于普特南：《带有人类面孔的实在主义》（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 [61] 参见普特南：《词与生命》，第三部分。 作者：希拉里·普特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