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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黑格尔尚未来得及把现代性的分裂加以概念化，现代性的动荡和运动就打算冲破这个概念。这样的认识可以从以下事实当中找到根据：黑格尔只能在主体哲学范围内批判主体性。一旦分裂的力量只是为了绝对者便于证明自己是一种一体化的力量，也就再也没有“错误的”实证性了，有的只是分裂，它也可以要求一种相对的权力。“ 顽固”的制度论促使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前言中宣称：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当然，早在1819-1820年冬季学期的讲座中，黑格尔就已经有了如下模糊的说法：“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但即便这一陈述也只为预先决定和预先判断的现在打开了一个天地。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开头的问题。现代性面向未来，追新逐异，可谓前所未有，但它只能在它自身内部寻求规范。主体性原则是规范的唯一来源。主体性原则也是现代时间意识的源头。反思哲学的出发点是自我意识这一基本事实，并把主体性原则加以概念化。当然，反思能力能够运用到自己头上，在它面前，绝对主体性的消极面也会显示出来。因此，沿着启蒙辩证法的路径，作为现代性的所有物和唯一义务的知性合理性就应当扩展为理性。但是，作为绝对知识，这种理性最终采取的形式是如此的势不可挡，以致现代性自我确证的问题不仅得到了解决，而且得到了太好的解决：现代性的自我理解问题在理性的嘲笑声中迷失了方向。因为，理性取代了命运，并且知道，每一事件的本质意义早被预定。所以，黑格尔的哲学满足了现代性自我证明的要求，但付出的代价是贬低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弱化了哲学的批判意义。最终，哲学失去了其对于当前时代的重要意义，毁灭了自己对时代的兴趣，拒绝了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天职。时代问题没有了挑战性，因为，站在时代高度的哲学已经丧失了意义。 1802年，黑格尔为《哲学批判杂志》（Kritisches Journal der Philosophie）撰写了前言《论哲学批判的本质》（über das Wesen der philosophischen Kritik），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批判：一种针对的是时代的错误实证性，它把自己理解为对受到压抑的僵化生活的启发： “如果批判不允许工作和行为作为思想的形式，那它也不会否定这一追求；这里真正的科学（！）兴趣在于，剥开压制内部追求的外壳，让它重见天日”。 我们从中不难看到，这就是青年黑格尔对宗教和国家的实证力量的批判。黑格尔把另一种批判指向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对他们而言，“哲学思想已经得到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但主体性要想解救自己，就必须与哲学对抗”。 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揭示一种有限主体性：它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客观认识视而不见。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认为，只有第二种批判才是正确的。 哲学无法指导世界的应然状态；哲学的概念只是反应了世界的现实性。哲学不再批判性地针对现实性，而是针对摇摆于主体意识和客观理性之间的模糊抽象性。当精神在现代性中“经历了猛烈的震荡”之后，当精神找到走出现代性悖论的途径之后，当精神不但进入现实，而且还在其中获得客观化之后，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摆脱了这样一种使命：用概念去解决懒散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批判的钝化，和现实意义的弱化是一致的，而哲学家们回避的就是这种现实意义。现代性就其概念来说，允许人们采取禁欲的方法，从中退缩出来。 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的理论第一次用概念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理性之间的格局突显出来。黑格尔自己最后又打破了这个格局，因为，膨胀成绝对精神的合理性把现代性获得自我意识的前提给中立化了。这样，黑格尔就无法解决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结果，在他之后，只有以更温和的方式把握理性概念的人，才能处理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 青年黑格尔派用一个打了折扣的理性概念坚持黑格尔的方案。他们想用另一种形式的启蒙辩证法来把握和批判内部发生分裂的现代性。他们只是众多派别当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卷入如何正确理解现代性争论的派别，力图解决现代性、时间意识与合理性的内在联系问题。尽管如此，他们也无法逃脱这些基本概念的约束。新保守主义继承了黑格尔右派，它毫无批判地屈从于社会现代性的强大动力，轻视了现代的时间意识，并把理性还原为知性，把合理性还原为工具合理性。除了这种科学主义的科学之外，在新保守主义看来，文化现代性失去了一切规范意义。青年保守主义源自尼采，它超越了辩证的时代批判，为此，它把现代的时间意识推向极端，并认为理性是绝对的工具合理性，是非人化的控制力量。这一点上，青年保守主义从审美主义的先锋艺术那里获得了没有得到承认的规范，而在这些规范面前，无论是文化现代性，还是社会现代性，都不可能站得住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