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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尝有言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当然，我们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君子”——尽管如此，但我们恐怕亦不得不要“借坡下驴”了。换句话说，对此，我们无可奉告；或用孔子的话说，“盖阙如也”。而在现实面前，又岂止“不知”？其中更多的恐怕还是扼腕痛惜、心急如焚，束手无策、自顾不暇，自甘堕落同时而又毫无办法。屈子亦有言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而《左传》中一句话则似乎说得更好：“救死而恐不瞻，又奚暇治礼义哉？”因此还是那句俗话叫做“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或者说，自己的梦还是由自己来圆吧。正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亦所谓“一成为文人，但无足观”。无论是书生还是文人，自有史以来，其权限盖不过若此；而其对此，则亦只能表示爱莫能助了。尽管“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但当下时人已没有谁会在意这份廉价得几乎不名一文的所谓“尊严”；尽管“我思故我在”，但我一开口，就意味着我将灭亡。是故在此奉劝一句，对此千万可别当真；或至少说，千万可别拿自己目前所从事和正在从事着的事业以及自己的个人命运来跟整个人类的命运自觉地联系起来——因为今天看来，这已无疑于一件自寻烦恼、自找苦吃的天大的傻事，那又何苦呢？太阳下去，明朝还会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会一样地开。人生如花，开了败了是常有的事。难道人世间的每个人都要效仿林黛玉睹物思情、情随事迁而各做一篇《藏花吟》不成？还是学伟大的思想家庄子而去“鼓盆而歌”呢？还是明哲保身吧。 其三，我们知道，在十五岁的小女孩苏菲开始对哲学萌生起浓厚的兴趣之余，当她面对妈妈“这是你在学校里学到的吗”这一极为严厉的指责之时，曾十分用力地摇了摇头说：“我们在那儿什么也学不到。教师和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教师自认为懂得很多并且强迫我们吸收，而哲学家则是与学生一起寻求答案。”（《苏菲的世界》第72页）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个小女孩妄自尊大、信口雌黄，也完全可以说她乳臭未干、不懂什么——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眼里，这个小说中的人物不过只是一个仅仅有十五岁大的小女孩而已；然而，《苏菲的世界》——这本畅销世界的哲学史小说的作者、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却是一位多年从事于高中哲学教育的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教师。或许我们倒是真的可以从苏菲的这番天真无邪、童言无忌的简短话语之中多少警醒和领悟到一点儿什么的。若如此，则善莫大焉！ 这一切的一切，惟望今日之广大的教育与科研工作者们能够三思：这么多年过去了，凭心而论、扪心自问，大家究竟都在忙些什么，而且又忙出了些什么结果呢？大家可曾问过自己对面的更为广大的读者以及受教育者们，对此又会作何感受呢？ 海德格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消失了”。——他们大概就消失在“忙于五花八门的研究项目与课题”之中，而且，他们“已经无须在家里坐拥书城”——在他看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外边跑来跑去，或者在小型的碰头会上与别人协商切磋，或者在大型学术会议上趁机搜集信息”；他们“为了谋取聘书或委任状而与出版商接洽，后者如今已完全左右了他们写什么书或不写什么书”（,p.125,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Sanfrancisco, 1982）……这些话乍听起来，难免会有些刺耳，但却不失为一句句逆耳忠言。对此，大家可以有目共睹；当然，亦可以置若罔闻。试看今日社会上的为数不少的所谓“文人”、“学者”——他们到底又在忙些什么？——于是乎，这便也就难怪今天要有人会如此不无感慨地自我解嘲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以及要有人会如此武断地一言以蔽之说“一成为文人，便无足观”。试问：此其间，有哪一位所谓的“知识分子”尚能够真正做到如当年胡适先生所讲的“不降身，不辱志”呢？以及又有哪一位所谓的“知识分子”尚能够真正做到有如张载之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呢？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寥若晨星。 为此，也许我们还应进一步地延伸阅读一下当代美国著名学者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曾于1978年出版的那本“轰动西方知识界”的著名论著——《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拉塞尔•雅各比著、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并且应重新共同思考一下这本书的第一章里（第4-5页）的这样几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 准确地说，在过去的50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是，为有教养读者写作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渐渐消失了…… 新的学院人士的人数虽然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们没能拥有为公众熟悉的语言，所以局外人也很少知道他们。 学院派人士为专业刊物写作。同那些小杂志相比，专业刊物的读者相当有限。这不是一个发行的问题——事实上，那些专业期刊都有固定的读者群，其发行量要远远超过小规模的文学评论刊物——而是和一般公众的不同关系的问题。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聚集在年会上交流论文，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艺术史家的著名是相对于同行而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知识分子既然成了学院派人士，就没有必要在公共读物上写文章了；他们不写，最终也就不能写了。 老一代知识分子以不可言喻的方式把知识传给了后代，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梦想和希望留给了后代。这种文化的传送带正遭遇威胁。更为宽泛的文化传播有赖于人数正在减少的老年知识分子。这些老年知识分子又没有接班人。年轻的知识分子被大学生涯完全占据了。他们的专业生涯成功之时，也就是公共文化逐渐贫乏衰落之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