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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被沙皇的“解放”承诺感动了，他在第9期《钟声》中发表《再过三年》一文，赫尔岑表示不再把沙皇当作敌人，而是要帮助沙皇完成解放农民的事业。他对亚历山大二世说:“你胜利了，加加利人!赫尔岑说:“保留着农奴制的俄国是可耻的，我们激动地……聆听俄国的运动和消息……亚历山大二世和我们在一起，为俄国伟大的未来而努力，从他执政之日起，农民开始获得解放。”他称亚历山大二世为“开创俄国历史新纪元的活动家，他的名字将永载史册”。他向贵族指出拖延改革的后果:“如果贵族拖延解放农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不正当的权利……那么，对于被驯服、无辜的、对专制制度重新燃起怒火的农民来说，如果解放的诏令到来得太晚的话，那时他们将向老爷头上抛出斧子，即使是镇压，贵族的脖子和脑袋也不再相连了。 赫尔岑对沙皇的幻想和溢美之词引起了许多俄国读者的反对。《钟声》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的信件，批评赫尔岑在政治上的不彻底，呼吁赫尔岑丢掉对沙皇的幻想，号召农民起来革命。 对于读者的指责，赫尔岑在《有人指责我们》一文中再次阐述了《钟声》杂志对待解放农民方式问题的立场。他强调说，对于俄罗斯和《钟声》，农民能否得到实质的解放是根本性的问题，《钟声》不准备争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解放的手段问题。“不管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俄罗斯，解放农民是基本的、实质性的间题之一。至于这个解放是从‘上层’开始还是从‘下层’开始，我们都表示拥护……我们不主张争论手段问题’。仔细分析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赫尔岑把宣传农民解放作为根本问题，同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和平解放农民的原则。 1858年7月1日是《钟声》创刊一周年纪念日，此时跟离沙皇颁布改善农民生活的诏书已经有十个月了，农民解放的事业迟迟没有进展。 赫尔岑在第18期老钟声》上刊登了《1858年7月1日》一文。他在文中一改往日对沙皇的信任和幻想，表示了对沙皇的怀疑和批评。他写道:“亚历山大二世辜负了在他刚继位时俄国人民对他的期望……我们的《钟声》警告他已误人歧途。警告他俄国正在受难，他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然而这都被他当成耳旁风。赫尔岑在1860年第1期《钟声》上，再一次指责沙皇政府拖延改革。赫尔岑指出，沙皇的犹豫和动摇阻碍了改革的顺利推行。这是赫尔岑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一次引人注意的批评。这次，赫尔岑不再为沙皇开脱责任。但是，赫尔岑还是对亚历山大二世呼吁，请他清醒过来，继续作为农民的解放者写人历史，而不是作为反对自由的暴君遗臭万年。 1860年3月1日，《钟声》第科期刊登了一封署名为“俄罗斯农夫”的读者来信，批评赫尔岑“为自由主义老爷们的话所迷惑”，劝告他放弃“好沙皇”的观念，让《钟声》杂志发出革命的号召。赫尔岑在回信中写道，只要对和平结局还存在哪怕一点希望，编辑部是不会号召诉诸斧头的。除非在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非常荒谬的事情，否则《钟声》是不会放弃对和平解放农民的希望的。赫尔岑说:“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思想上的而是手段上的，不是原则上的而是行动方式上的。”“您代表我们方面的一种激进的意见。不过，在号召人们拿起斧头之前，应当掌握运动的主动权，应当有组织，应当有计划。这是赫尔岑立场的值得注意的变化，在这里，他反对对手段问题进行争论。这也是赫尔岑在1861年改革之前，对暴力革命表示支持。距离沙皇对莫斯科贵族演讲已经有差不多四年的时间。这四年里，政府解放农民的工作进展缓慢，而且提出的纲领也是有利于贵族地主的。赫尔岑看到，农民如果不能获得实质性的解放，农民暴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建议农民起义要有组织有计划。 他郑重地声明:“不要责备我们，我们坚持到最后的极限了，该公开叛变了……再见吧!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祝一路平安!一路平安!谨此。 赫尔岑是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他始终反对暴力革命、暴动流血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混乱，他希望俄国可以通过“自上而下”改革的方式废除农奴制，和平解放农民。因此，在改革农奴制的具体方式上，赫尔岑赞成通过沙皇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和地主与农民和平协商的方式来废除农奴制。但是，当他看到沙皇政府改革过程中的拖延和根本维护贵族地主利益的立场时，赫尔岑意识到农民通过“自上而下”改革获得解放的希望很渺茫，于是，他又表示赞成“自下而上”的解放。从1857-1860年赫尔岑的农民解放宣传中，我们可以看出，赫尔岑对沙皇的态度经历了幻想、失望、绝望到宣布“公开叛变”的变化;在农民解放的方式上，经历了由主张“和平解放”，到非正面地表示不反对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的变化，体现了他思想的变化。但是，赫尔岑始终都没有放弃对沙皇政府和贵族的人道主义呼吁，希望以此来唤醒他们的良知，主动地和平解放农民。赫尔岑挣扎、摇摆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但是自由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占了上风。赫尔岑对农奴制的批判和反对农奴制的斗争在俄国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者：赵丽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