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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与天调”:《管子》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 旨归显而易见,对宗教之天的神秘性之祛魅,促使人开始问天、疑天、戳天,从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使得人获取主动认识天地自然、改造天地自然的行为动力。可是,这也存在使人只关注人的主体性,而忽视天地自然内在价值与规律性,进而偏向惟我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危险。与之同时,天人相分虽然可以让人从宗教神灵的束缚与压制中解脱出来,给予人以意志自由,但是也极有可能使人与天地自然之分绝对化、形式化、抽象化,而遗弃人与天地自然之间更为本质的天人相合。这些都应该是为具有可持续发展观的生态伦理思想所拒斥、批判与超越的。 可持续发展观认为,天地自然具有不依赖人的内在价值,人在生产活动中要尊重、维护自然的内在价值,在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能动性、主体性的同时,也要自觉遵循天地自然的客观规律性,进而建立一种人与天地自然相和相养、互利共生的新型和谐伦理关系,推动人与天地自然的协同发展。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管子》提出了“人与天调”〔15〕(《管子·五行》)的生态伦理思想,并以此为价值旨归为人类描绘了一幅人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美画卷。 在《管子》这里,天地万物都是宇宙世界的自然存在,均为生生不息的宇宙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们并非无价值、无意义、无德性的抽象存在,而是生于道,据于德、有价值、有意义的具体存在。有学者认为,“《管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将自然现象道德化,即将人类的德性推广到物类。对物类不是从物理与化学等方面去研究,而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说明,赋予它们以人的德性。”〔16〕这种赋予物类以人之德性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管子·心术上》云:“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17〕(《管子·心术上》)其实,这里化育万物之“德”实际上与孔子“君子怀德”〔18〕(《论语·里仁》)的人之德性有异,倒是与老子“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19〕(《老子·第五十一章》)的“德”有相通之处。 《管子》之“德”与老子之“德”均是依归于“道”,是道在宇宙世界中的具象,也是万物得以生成与持存本质规定性,而非独指人之德性。换言之,道是宇宙万物的“大共名”,与道相比,德是处于相对较低层次的序列,而人之“德”与物之“德”又均是德的具体化,即人之德性是人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物类的内在本质性,与之相对,其他物类的德也是他们得以独显自身的内在本质性。实际上,其他物类的德是与人之德处在同一层次,并非生发于人之德。由此可知,把物之德视为人之德的赋予,为人之德的推广,就有误解作者本义之嫌,有失公允。 所以,天地自然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不是外在的人之赋予,而是内在的以道而生,据德而成的。这样,人就不可随心所欲地无视、改变乃至破坏天地自然这种内在价值。也就是说,在事实层面上,天地自然是以道为本根的自然存在;在价值层面上,作为宇宙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天地自然既具有独特的运行规律,又有着独特的存在意义与内在价值,即天之常象、地之常形,这也是不可人为改变、破除与毁弃的。其实,天地自然本身就是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辩证综合、合二为一。反过来说,人同样是宇宙万物的一种,是生于道、畜于德的,有其存在意义与内在价值的存在,即人之常礼,这也是天地自然不可损益的。 既然人与天地自然均具有自身存在意义与内在价值,并且两者通过形上之道与德实现共生共荣、相互融通,那么,人倘若要使自身存在的价值得以实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就不仅应该依其自身内在本质而行,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自觉认识、利用天地自然,变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使天地自然为人类服务,而且在实践中也应尊重天地自然的内在价值,遵循其内在规律性,不违天、不逆天,进而实现“人与天调”,使得人与天地自然能够和谐共处,协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