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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勒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把整个科学都视为约定的。他认为，“凡原理都是约定或隐蔽的定义。不过它们还是从实验的定律引出，这些定律可以说被提升为原理，我们的精神把绝对的价值赋予这些原理。”([1]，p.125)但是他埋怨有些哲学家推广得太过分，把原理视为全部科学，从而相信整个科学都是约定的。他反对把约定在科学中的作用肆意夸大，以致说定律、科学事实都是科学家创造的。在彭加勒看来，物理学中有两类陈述——原理和定律。定律是实验结果的概括，它们对于相对孤立的系统而言可以近似地被证实。原理是约定的公设，它是十分普遍的，严格真实的，超越了实验所及的范围，因为我们做出这些公设是出于方便。科学并非都是约定的，因为科学不能整个都由原理组成。彭加勒还指出：“科学家并非凭空创造科学的事实，他用未加工的事实做出科学的事实。因而，科学家不能自由而随意地制作科学的事实，工人不管如何有本领，他的自由总是受到他所加工的原材料性质的限制。”([1]，p.331) 彭加勒说过采用约定要出于方便，这也不意味着只凭纯粹的主观意愿就行了。这是因为，有某些实验确实向我们表明一些约定是方便的，此其一，再者，“出于方便的考虑”“往往很强烈地受到实验的引导”，“以致实际上几乎没有一点这种自由度”。([1]，p.334)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我们的定律的表述随着我们采取的约定而变化，尽管这些约定甚至可以修改这些定律的天然关系，但是在复写这些定律时，却存在着一些独立于这些约定的东西，即可以起到不变性作用的东西。彭加勒指出：“翻译的可能性隐含着不变性的存在，翻译就是精确地分离出这种不变性。”([1]，p.339)例如，彭加勒认为，欧氏几何学是方便的几何学。这是因为它首先是简单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思想习惯的关系或我们对欧氏空间有一种直接的直觉，而且它本身的确是最简单的。其次是因为它与自然界的固体的性质颇能符合。 彭加勒提出约定主义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近代科学发展的早期，弗兰西斯•培根了提出经验，归纳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对于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后来却逐渐助长了狭隘经验主义的盛行。到十九世纪，以惠威尔和穆勒为代表的“全归纳派”和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广为流行，把经验和归纳视为万能认识方法。到十九世纪末，第二代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马赫更是扬言要把一切多余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从科学中“排除掉”。另一方面，早在十八世纪末期，康德不满意经验论的归纳主义阶梯，他把梯子颠倒过来：不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而是以先天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时间和空间)和先天的“知性的纯粹概念或纯粹范畴”(因果关系必然性、可能性等十二个范畴)去组织后天经验，以构成绝对可靠的“先验综合知识”。彭加勒看到，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能完满地说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为了强调在从事实过渡到定律和原理时，科学家应充分享有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他提出了约定主义。约定主义既要求摆脱狭隘经验论，又要求摆脱先验论，它反映了当时科学界自由创造、大胆假设的要求，在科学上和哲学上都有其积极意义。 约定主义还有其方法论的意义。彭加勒说：当一个定律被认为由实验充分证实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态度。我们可以把这个定律提交讨论，于是，它依然要受到持续不断的修正，毋庸置疑，这将以证明它仅仅是近似的而终结。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选定这样一个约定，使命题肯定为真，从而把定律提升为原理。在彭加勒看来，经典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卡诺原理(能的退降原理)、相对性原理、牛顿原理(作用与反作用原理)、拉瓦锡原理(质量守恒原理)、迈尔原理(能量守恒原理)、最小作用原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彭加勒的约定主义对爱因斯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奥林比亚科学院”时期(1902年3月至1905年11月)，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伴研读了彭加勒的著作《科学与假设》。这本书对他们的印象极深，他们用好几个星期紧张地读完了它，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爱因斯坦1921年在题为“几何学与经验”的演讲中表示，他赞同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观点，也认为“公理是人的思想的自由创造”。他还指出：“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彭加勒是正确的。” 约定主义的一些基本内容还被爱因斯坦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爱因斯坦看来，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构成了科学的框架，起着公理基础的作用，它们“不能从经验中抽取出来，而必须自由地发明出来”([10],p.315)。“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公理)本身是可以自由选定的。可是这种选择的自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完全不同于作家写小说的自由。它倒多少有点像一个人在猜一个设计很巧妙的字谜时的那种自由。他固然可以猜想以无论什么字作为谜底，但是只有一个字才真正完全解决了这个字谜。”([10],pp.345~3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