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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对经验的共时建构作用 所谓理论参与经验的建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观察中渗透着理论，理论成为经验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对于不同的认识主体，处于相近的认识环境，面对相近的认识客体，由于所持有的理论不同，所获得的经验也不尽相同。这是因为经验的获得，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刺激的被动反映（或反应），而是主体利用客体刺激主动认知的结果。 理论参与经验的建构，是在多个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在知觉层次上，现代心理学已经通过严格的实验证明了：对于相同的感官刺激，由于主体的背景信念不同，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知觉模式，如著名的鸭兔图。N.R.汉森因此提出了“观察渗透着理论”的著名论断[5]。这不仅是因为持有不同的信念和理论的主体，对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进行选择性关注。如古代中国和西方对天象的观测能力相差不大，观测的经验也基本相似，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占主导地位的天文理论相差很大，所以对观测经验的解读就有天壤之别。中国古人更多地将日食、彗星、超新星爆发等“奇异”天象与灾祸联系在一起，更多关注偶然性的天象变化，所以彗星、超新星爆发、流星和流星雨以及太阳黑子的记录方面远远走在西方前面。[6]而西方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关于太阳是完美无缺、不可能有瑕疵的偏见则大大地阻碍了太阳黑子的发现。而西方古代的几何学传统则帮助西方人在构建宇宙模型的理论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注重行星运动和黄道的视角则是西方在岁差的认识上领先于中国。[7]。而且是因为，我们获得知觉的过程，实际上是将神经信号重新编码的过程，在编码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量并非是来自外部的信息，相反主要是来自主体内部的信息。人的神经系统大约有1亿个外部感受器，用于接受外部刺激。而接受内部信息的感受器却有105亿个。神经系统在整体上更像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8] 理论参与经验的建构的另外一种途径是理论为描述经验提供基本的语言框架。我们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经验都是以语言表述的、可以成为人类公共知识的陈述。相近的感官刺激，甚至相近的知觉，用不同的理论表述就会形成完全不同的认知经验。例如，在托勒密体系的支持者看来是太阳落山，而在哥白尼体系的信奉者看来则是地平线向上转动。 当我们说理论作为表述经验的框架语言时，可能会给人产生一种误解：即语言与经验是分立的，是能表达与所表达的关系。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存在一种先于语言的纯粹经验，它是尚未受到语言“污染”的。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理论参与经验建构的主张就要大打折扣了。而事实上，语言是经验的内在组成部分，先于语言的纯粹经验在科学认识中只能是一种虚构，是无法谈论、研究甚至是无法意指的。上述观点实际上就是戴维森极力批判的经验论的第三个教条：即概念的内容与框架的两分。[9]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对经验的渗透这一“事实”的存在，对于经验主体间性的普遍性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质疑。既然不同的认识主体，可能会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会有不同的心理预期，可能会有不同的世界观和理论，而这些因素都是经验的内在组成成分，所以从本质上说来对于相近的认识客体而产生的经验的主体间性是不存在普遍性的。正如柯志阳先生所言，主体间性的缺失，未必是消极的，未必指示经验的不可靠性，相反它完全可以作为指示主体状态的经验依据在认识活动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0]。上述介绍的理论参与经验的建构，强调的是理论与经验共时性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