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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自然选择与道德的关系时，皮尔逊认为，“最适者幸存”这个描述人类发展的公式也是生命中利他主义产物的源泉，生存斗争也是人类进步的基调。他不满意斯宾塞、赫胥黎、海克尔等人的悲观主义：生存斗争是在身或心较强的个人把他的较弱的同胞抛到一边，奴役或消灭他们；贫穷和疾病必然被视为在毁灭不适者时是有用的帮助，而健康和奢华则是对适者的奖励。他批驳了海克尔的误解：“最适者幸存”和“最佳者凯旋”的自然选择原理是贵族主义的，肯定不是民主主义的，根本不会是社会主义的。他论证道，生存斗争不仅包括个体人与个体人的斗争，而且也包括个别社会与个别社会的斗争，以及人类总体与其有机的和无机的环境的斗争。个人对于发展他自己的最大能力的兴趣是变革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让我们称其为个人主义。但是，各个社会对发展它们的资源、对于因为在社会与社会之间永远进行的剧烈斗争而组织它们自己的兴趣，这同样是进化的重要因素。当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于人类的历史时，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各个社会对于教育、训练和组织它们的所有个体成员的能力具有最强烈的兴趣，因为这是社会能够在生存斗争中幸存的唯一条件。这种社会组织的趋势总是在进步的共同体中占优势，可以在该词的最合适和最广泛的意义上命名其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以及同样多的个人主义的趋势是基本的进化原理的直接结局。最后，还存在着第三种进化因素，即对人类来说一般来自反对有机的和无机的敌手的公共组织的好处。全世界的人的相互依赖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明确地被承认的事实。在世界一个部分的人控制他们的物理环境的失败，可能导致世界对面的饥荒；一个民族的科学家战胜微小的杆菌是全人类的胜利。因此，人在世界各地对于人的物理环境和生物环境的控制的发展，对于每一个个别群体都具有真正的重要性。人在与环境斗争中的这种休戚相关是与进化定律的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一样的特征，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人道主义。这一系列分析将导致我们从简单的最适者幸存定律达到有助于改变人们生活的三个重大因素——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我们对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在较小程度上对人道主义的强烈的遗传下来的本能，引导我们达到关于行为、对自己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人类的责任的准则，可是我们的祖先还被教导认为这些准则是超感觉的天意或神圣赐予的结果，甚至他们的子孙还认为，这些准则是由于在宇宙中的一般的神秘的正直倾向或某种道德目的。（[4],pp.431-434）皮尔逊的结论是： 个人的发展、人与人斗争的产物，被看作是受社会单位的组织控制的、是社会与社会斗争的产物。个别社会的发展，即便是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受到在文明人类中人的休戚相关的本能的影响，是文明反对野蛮、针对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的斗争的产物。借助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三个因素描述个人、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连续斗争是最适者幸存原理，从科学的立场来看，该原理是我们能够给予健康活动、同情、爱和人们作为他们的主要遗产而珍重的社会行为这些纯粹人的天赋之起源的唯一解释。（[4],pp.438-439） 皮尔逊从自然史和进化论的视角考察了民族问题，他发现适者幸存的规律对人类为真。由于民族与民族的生存斗争像群居动物之间的斗争，人的共同体像蚂蚁社群和一群水牛一样地服从有机自然的规律，这必然有其残酷的一面，但却是通向文明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逃脱这些规律，抗议它们在某些时期的残忍和嗜血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能研究这些规律，辨认它们把什么获得物带给人，敦促政治家和思想家尊重和利用它们，正像工程师和发明家尊重同样不可改变的物理自然的规律并把它们转化为人的利益一样。他说： 世界的起源和生命的意义对于诗人、神学家和科学人（man of science）来说同样是秘密。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调停者处于三种人所承认的秘密之间的人，当从人的相对立场去判断时，看到自然过程的残酷，但是却在其中发现了不确定的“向着正当性的趋势”。如果他意指的所谓的正当性是较广泛的人的同情、较强烈的社会本能、较敏感的怜悯和较清楚的品行原则，那么我相信，那种倾向、那种人类的连续进步是几乎未被承认的种族与种族的痛苦斗争的结局，是像其他生命一样的、服从适者幸存和在体力和智力上更好组织起来的人胜利的严厉法则的结果。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像个体的人一样，只有通过痛苦和受难才能进展。进步的路线是用民族的遭难铺就的；处处可以看到劣等种族大量丧生和牺牲的痕迹，他们没有找到通向更大完善的道路。可是，说实在的，这些死掉的人是楼梯的石级，人类正是踩着这些石级上升到今天的智力和较深沉的感情生活的。[ ] 这些言论在今天听起来也许不那么顺耳，且有种族主义的弱肉强食之嫌，但历史事实却是如此。用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名言能否诠释它呢？ 皮尔逊在把进化论以及自然选择用于人类及其社会的探究时，尽管不无斧凿和牵强之处，但是无论如何，他是立足于理性和实证的科学立场的。他抱怨说，由于进化是近代科学思想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因此普通评论者乃至许多科学家都把自己命名为进化的东西视为科学的。他遗憾地看到，进化术语首先被生物学家、其次被伪科学家、最后被公众可怕地滥用了，以致它变成覆盖任何笨拙推理的无意义的时髦用语。他强调在研究中必须清楚而简明地定义，从而使测量和计算得以进行。例如，他指出自然选择的真正量度是选择的死亡率，遗传的真正量度是在双亲和后代身上分别产生的一些特征和器官之间的数值相关，随机交配的真正量度是退化率，而许多研究者则轻视这些数值测量。他要求人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和生物定律的关系时，必须就自然选择的几个因素的相对数值的重要性做近似的的测量，即使是粗糙的测量，只有此时才有谈论的资格。他从人体测量学的统计资料和人类学事实的有限审查中所得到的证据表明，在文明人的情况中，群内选择仅起十分小的作用。如果情况如此，那么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生物学妖怪的制造就像在社会改革领地上谋划经济稻草人一样，是无效用的工作。（[5],pp.103,63,138）（作者：李醒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