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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7日上午9时40分，陈独秀匆匆离开了人世。死前的他在《小学识字教本》上写下了一生所写的最后一个字：抛。作为20世纪神州大地上惊天动地的人物，在弥留之际，他不得不抛弃曾经热爱并坚持不懈改造着的世界，想想这其实是多么可悲。陈老的死讯，只在当时报纸上不重要的位置占了几行，除掉几个亲近的人送他入土，他没有什么“哀荣”，这多少表现了社会对他的苛责。陈老一心倡导“人的解放”，到最后，却换来了只生动地出现在鲁迅笔下的“淡漠”。“后死的他”，承受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也默默地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一个被中国过早抛弃的先驱，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他是多么的轻浮，又是多么的厚重。 把目光投向西方。1940年，伟大的英国首相、赫赫有名的二战英雄丘吉尔，竟然在本国的大选中落败，丘吉尔愤愤不平地说：“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我宁愿把这句话看成丘吉尔对民主体制的精妙诠释或者构思。浪漫的英国人是富有奇思妙想的，他们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保护了一位真正的英雄，让他功成身退。而一位英雄也只有在淡出之后依旧能享受到国人不时投来的崇敬目光，才能深刻地理解什么叫做英雄。生于中国的陈独秀，多少有点儿悲凉。古老的中国对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向来只有一种处理方法：集体的冷漠和轻视。即使到了近代，到了国民追求民主的时代，国人还是用这种古老的方法悬空了一个犯了错的陈独秀，一位大师。 这位国民的赤子，就这样离我们而去，而且越来越远。倘是对一个单独的生命个体而言，这无疑是最令人向往的，一无所有而来，又一无所有而走，没有喧嚣，没有嘈杂，陈独秀阴错阳差地享受到了这种生命的原始状态。然而，作为一个与社会有着纷繁复杂联系和纠缠不清关系的个体而言，陈独秀的离去无疑是值得人们不断思考的。回首陈独秀的一生，浅薄的我只能给予他一个“被淡化的大师”的称呼。“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抗日名将陈铭枢如此评价陈独秀。童年时期的陈独秀就已经表现出了他执拗不屈的个性，他经常因为背不出“四书五经”而挨祖父的打，但他却一声不哭。严厉可怕的“白胡爹爹”愤愤地说：“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可正是这个不一般的强盗，却像普罗米修斯盗火种一样，给中国盗来了一片光明。也许正是祖父的严厉造就了他的反叛心理，陈独秀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算。 《新青年》横空出世。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新青年》之所以给了当代青年当头一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青年》给了世人一种狂热，狂热到使陈独秀不知不觉产生了政治上的欲望。从这里开始，陈独秀走上了不归路，创刊后“二十年不谈政治”成为空响，就连留美归来时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也难幸免。 作为中国当时少有的思想家和文化大师，陈独秀有“一览众山小”的气魄和才学。胡适也曾经感慨：如果陈独秀不去搞政治，凭借他的学术根底，只怕当世无人能及。但是，他却为何不能得到世人公平的审视？一代文豪鲁迅先生是陈独秀同一时代的人，毫无疑问，鲁迅先生的成就是巨大的，厚厚的《鲁迅全集》，装载的是岁月的峥嵘，更是千年不惑的情怀，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虽贵为经典，却愈显真诚。难怪有人说：鲁迅是火，火是炽热的。读鲁迅，让人感动，让人哀叹，让人热血沸腾。相比于鲁迅，有人把陈独秀比成冰：“陈独秀是冰，冰是透明的。读陈独秀，让人清醒，让人深邃，让人冷静镇定。”陈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写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被胡适称为“终身反对派”的陈独秀，曾五度下狱，然而他却始终把囚牢当战场，继续他追求科学民主的道路。这样一种真切，确实引人深思。何谓文明？文明不正是他所追求的德先生、赛先生吗？而鲁迅先生的“孺子”，不正是他“故乡”中的某个安分的角色？“鲁迅虽然称自己是‘孤独者’，但还是‘奴隶’和‘看客’中的一分子，陈独秀则在骨子里把自己当成了落后国民的导师。”也许这样说也不无道理。鲁迅先生念念不忘的是故乡的人，而陈独秀从一开始就是大手笔。一个是“故乡”情结，一个是民族意识，又岂可同日而语？ [NextPage] 作为知识分子的陈独秀，站在世界潮流前列，无疑是孤傲而杰出的。然而让人铭记的陈独秀，却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出现。作为在未明的境况中艰难前行的开拓者，陈独秀又是迷茫的。所幸的是陈独秀始终保有一颗富于良知的心，政治上的失意，也未能改变他与生俱来的淡泊超然。始终记得的是朱蕴山对陈独秀的精妙评价：“一瓶一钵蜀西行，久夜山中眼塞明。僵死到老终不变，盖棺定论老书生。”陈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人们愿意去理解的陈独秀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的？朱老一语道破，说到底陈独秀只是一介书生。而政治上的纵横捭阖、明争暗斗，只属于政治家。 其实很难想象中国的政治一直有陈独秀的参与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就像很难想象如果海子没有在1989年死去，像他那样一个感性又狂妄多情的人，将如何生活在这个青年人急切地展示他们“21岁的年龄，12岁的风度”的年代？海子他那多情柔美的姐姐和妹妹，是否一直那么鲜活地生存在他的心中？还有他的诗歌，他的王位，是否还向着最热烈的太阳？山冈上的芬芳是在凝聚还是在扩散、在迷失？跨越历史的想象有时候是多么深刻，但又是多么残酷无情。所以它只能成为想象，而不是历史。“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时乖遂入市，曲尽宜归山。”1938年8月3日出狱不到一年的陈独秀携妻潘兰珍来到了小城江津，这颗“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曾唤醒中国的“汝南晨鸡”，瞬间黯哑。这年离陈氏逝世也只有短短四个年头。五度入狱，已使陈氏病痛周身，可怜的老人，在这个陌生的小城，也许就像面对姑苏城破在即的夫差一样，一生的轰轰烈烈过后，所剩的已没有几许，于是干脆困守孤城，坦然面对失败。夫差老了，老到即使有机会迁都淮左，假以时日又可东山再起，他也不愿再挣扎了。越军攻破了姑苏，站在曾是手下败将的勾践面前，夫差举起给吴国带来谋略和智慧的伍子胥自杀时用的属镂剑自刎了。想起十年前赐死预言吴国将被越国所灭的伍子胥，夫差也许早已悔恨难当。回忆对于某些人来说实在是艰难而苦闷的，《长河如烟》的作者夏坚勇先生在评及夫差最后的失败时说：“经历了一生的轰轰烈烈和成败得失，这时候的思考往往可以触及到生命甚至哲学的某些本质。”晚年的陈独秀，开始反思自己动荡多变的一生以及中国雄伟悲壮的革命事业。多少仁人志士牺牲了，多少亲朋挚友倒下了，李大钊，自己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再想起现在身边的孤寂，孤楚的老人可谓万念俱灰。比起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陈独秀潸然泪下，于狱中献酒祭先烈、祭自己的儿子，晚年的陈独秀却更显超然。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消息传来，更增悲痛，在哀悼蔡先生的文章中，陈独秀用了“后死的我”四个字。也许在他看来，一切到了最后，死也平常得无需畏惧了。“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一生漂泊在外的陈独秀，临死之前终于想起嘱咐自己的儿子陈松年把自己的棺木带回老家。虽说同是青山相伴，可也许家乡的山会令人倍感亲切。怀宁县城，了解陈独秀的人也许不多。这也正好，童年时的陈独秀倔强得那么安静、那么祥和，那么死后他也应该归于青山绿水、归于自然、归于淳朴。也许就像在布伦海姆庄园里呱呱坠地的丘吉尔一样，幼时的他穿着巴掌大的背心，在偌大的庄园里发出沉睡的声音，而晚年的这位政治泰斗，也一样在讨论国家大事的会议上酣然沉睡。关于人生的诠释，只有在家乡的空气里才能得到最有趣的延伸。 陈独秀气势汹汹地来到人间，又黯然沉静地匆匆离去，但他毕竟真真切切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时代，一个发现人、解放人的时代。 而1919年以及以后发生的故事，还有故事里那些真诚的人、那些被历史淡忘的人，将是永远无法埋没的历史光点。发现这些光点、这些人和故事，是后人的一种幸福的际遇。 重读历史，才能体会到历史本就无可厚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