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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比较情境中的儒家 根据以上两节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论语》的微妙的和格言式的体裁是它吸引一个有哲学倾向的人的地方，我们应该对它采取整体性和尊重性的原则而仔细研读、体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略其他的儒家。而且，虽然孟子有过度乐观、过度理想和形而上学的倾向，但是他的思想对于儒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很多观点可以看作是对孔子的澄清、诠释和发展，是对孔子的“接着讲”。所以，理解孟子对于理解孔子和儒家就很关键。我们对宋明理学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态度。另外，很明显的是，对儒家的其他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对于理解《论语》与儒家政治哲学也很重要。 接着讲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另一个相关的重要工作是要考察对儒家持批判态度的学派。(18)这些学 派大多活跃于先秦。秦代以降，大多数政治哲学流派在公开场合都被禁了声。并且，如我前面所讲，先秦各派有着接近政治哲学之根的优势。所以，对儒家和这些流派的比较应该是重要的和有成效的。比如，要为早期儒家的政治哲学辩护，就需要论证《老子》与墨家提出的不同途径即使在被给予最同情的理解下仍然是行不通的或是有问题的。(19)更重要的是，受过儒家教育的、聪明敏锐的韩非子对儒家进行了极其有力的攻击。像上面提到过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基于出身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消逝与对新的、能直接管治地域日渐广阔、人口日渐众多的政体之需要的出现。韩非子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把握，并由此指出儒家的礼治是基于一个不复存在的政治现实，故不再相关。本文认为，儒家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回应：第一个回应就是回到周初的事实上的“小国寡民”时代。这种想法在先秦儒家那里是找得到支持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里政治上的“小国寡民”不复可能，但我们还想让儒家在政治上相关，而不是一个小团体（比如类似张祥龙教授提出的儒家保护区）的教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正面回应韩非子的挑战。笔者的一点初步的想法是：儒家可以采纳韩非子的一些制度上与法律上的设计，但是他们会以儒家理想做这些设计的指引。比如，虽然在理想状况下，孔子希望不用刑罚，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他并不反对刑罚的应用。(20)又比如，儒家从支持更适合“小国寡民”的举孝廉到接受更适合大国的科举制就是对韩非子提出的挑战的一个现实的回应。在其他中国哲学家的背景下理解孔子是中国传统内部进行的“比较”哲学工作。当然，做这个工作要有个先后顺序，应该先从细读《论语》出发，再到先秦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传统。 另外，在中国传统之外的比较哲学工作也很重要。从政治上讲，考虑到西方哲学在过去几百年里的统治地位，要想显示早期儒家的现代相关性，就需要把他们的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思想作比较。从哲学上讲，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表面上的巨大分歧和西方哲学本身的种种优点为我们理解中国哲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为理解他者与理解自我是不可分割的。若没有他者的存在，自我就无法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与他者的区分是绝对的，也许我们会发现这个区分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在自我与他者的碰撞中，自我与他者间隐藏起来的统一性就可能被展现出来，或者，自我与他者也可以获得这个统一性。因此，为了理解中国哲学，我们就需要把它与西方哲学作比较。 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在西哲方面笔者认为应放在首要地位上的也是早期的古典哲学家，比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们对西方哲学有着长远的影响；他们与政治问题之根很接近；并且他们也许并没有像后期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形而上学。比如，我们甚至可以吊诡地说，柏拉图可能并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如《论语》一样，柏拉图的作品主要是对话体。柏拉图的对话甚至并不是历史上的那个苏格拉底的言论记录，而是柏拉图的文学与哲学创造的结果。这些对话中的人物与论点“躲躲闪闪”，这就给哲学的解释学留下了很多空间。与此相对，亚里士多德现存的作品大多不是对话体，但它们也充斥着玄机与张力。《论语》及《孟子》与柏拉图对话及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之间表达哲学之方法的近似，以及它们政治主张在表面上的极大不同，都是比较哲学和提高我们对儒家理解的丰富源泉。(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