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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行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政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实质就是生产的民主化，即“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即生产过程的非官僚化和自我管理)”。在阿格尔看来，这不仅可以使生态得到保护，而且还可以带来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等主要制度的根本改变。第三，实行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阿格尔所说的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既区别于南斯拉夫的高度分散的“社会所有制”，又区别于苏联的高度集中的国家所有制，而是二者的折衷，“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可以理解为集中化与分散化这两极之间的连续统一体”。在他看来，只有这种所有制观点才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设想，“通过提出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概念，我们就可以使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观点不受那些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解释为国家控制的集权制拥护者们的影响了”。第四，实行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阿格尔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民粹主义共同反对官僚化，因而二者不仅相容而且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以提供将导致成熟的激进生态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的这一缺少的环节。”并且这一结合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美国的民粹主义包含着的“民主实质”，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传统所缺乏的，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可以在这一新的世界相汇合，把基层群众的民主素质(特别是美国人的民主素质)与源于欧洲社会主义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二者的结合。 阿格尔所提出的这些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核心的具体变革措施，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一定的现实情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它的局限性也是显在的，尤其是他关于稳态经济的思想。稳态经济的思想虽然包含着环境保护的积极因素，反映了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然而，这一主张把生态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经济的零增长，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的零增长不仅不会解决这些国家的生态问题，反而会使生态问题更加恶化。 总之，阿格尔从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归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并从异化消费着手对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出路作了探讨。他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们国家的生态问题还是具有重要启迪意义的。确实，异化消费问题在我们国家也有存在。比如，有些人为了摆阔，在饭馆吃饭搞铺张浪费；有些人为了显示地位，像穿山甲这样一些名贵的动物也能成为他们的盘中餐；还有些人不管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追求它的品牌、不顾自己的实际需要而只追赶时髦。如此等等，都是典型的异化消费。当然，在我们国家异化消费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它与政治没有任何的关系。阿格尔从异化消费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使我们从理论上更深刻地认识到生活和消费方式与生态问题的密切关系，并对我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保持警惕。（作者：李富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