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像 资料图（引自网络） 我们出版《中国老学史》之后，一个原本呼之欲出的“老学”，进一步明确了，从黄老之学与老庄之学中，从道家、道教学术思想中独立出来，有它可以独立的理由和意义。但是，时下“X学”、“X学”、“X X学”颇多，甚至有点滥，在此作些阐述，似有一点必要。 “学”的原本意义不少，学习、模仿是学，讲述、讨论也是学，甚至知觉、觉悟也是学，还有学校之学等等。作为学问、学识之学也是很早就有的，《易·乾》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墨子·修身》中的“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此学即学问。《荀子·大略》中有了“学问”之词，学问进一步发展有学术之意，专门而有系统的学问就是学术，《庄子·天下》的“百家之学”，与“方术”、“道术”相对应而言，当开始了“学术”二字的意义。与“学术”紧紧相连的又是“学派”，《韩非子·显学》中说：“世之显学，儒、墨是也。”实即指儒、墨两个学派。学术的发展到了实际上的分科，这就有了学科。中国古代没有学科之名，但较早就有了学科之实，例如汉代把六艺、六经称为“六学”（见《汉书·儒林传》），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更有了与近代相近似的分科，例如史学、律学（见《晋书·石勒载记》），律学又称法学，《南齐书·孔稚珪传》在请置律学时有“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之语。极有中国特色的“谱学”或“姓谱学”也是南北朝兴盛起来的。《南史·贾希镜传》：“先是，谱学未有名家，希镜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可见其学之盛。从唐宋以后的记载中，更可以看到有算学、书学（见《唐书·选举志》）、医学（《旧唐书·太宗纪》）、画学（《宋史·选举志》），以及武学或者兵学（《宋史·艺文志》），还有艺学、字学、篆学以及梵学等等分科之名。不过，虽然有了许多分科，但这些学科的划分及其内容与现代的分类学科是不同的，此不必多说。 作为学问、学术之学，在中国古代还有多种用法，除了儒学、经学、玄学、理学这些今日常见者之外，还有曾在历史上一度流行过的内学（《后汉书·方术列传》序）、祕学（《晋书·程训传》）、隐学（《晋书·隐逸传》）。《宋书·夷蛮传》记载有沙门慧琳“兼外内之学”，在所著《均善论》中，更有“白学先生”和“黑学道士”之词。还有淫学、伪学、俗学、新学等等，都是特有所指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种类型的学问，既是古老的，也在今天继续存在并发展：其一是以地区为中心的学问，如齐学、鲁学（见《汉书·儒林传》）、蜀学（《华阳国志》）等等。后代越来越多，如湖学、关学、洛学、闽学等等。近年徽学特别被提出，当是历史的延续。其二是以某一本书为中心的学问，如周官学、春秋学、三传学或者分别为左氏学、公羊学、谷梁学等等。其三是以人为中心的学问，又分两种主要情况，一种是创始性的人物如战国诸子之学，另一种是研究各种元典的大师级学者及其传人，例如汉代的易学专家田何，三传之后，“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施雠以后，“施家有张、彭之学”，孟喜之后“有翟、孟、白之学”，孟喜再传，“易有京氏之学”（以上均见《汉书·儒林传》，京房易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又如汉代的贾、马、许、郑之学等等。以上三种类型的学问，有很多时候又是交叉着的，例如除了春秋学、三传学、左氏学这本身的交叉之外，与研究者的学问也交叉着，例如《南史·崔灵恩传》记载“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说杜义……时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则杜预之义可称杜学，杜预主要是注解《左传》，他的学也就是左氏学，或者是后世左氏学的主要内容。地区之学与人有密切关系，这是很明显的，不必多说了。 根据以上梳理，中国自古以来称x学或x x学，与近代学科的分类是显然不同的，但是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可以采用。如上所述，左氏学和杜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左氏学可以包括杜学，杜学不能代替左氏学。儒学和经学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现在儒学一辞仍可广泛使用，经学的使用范围就有一定限制了，儒学有时也被称为孔学，但孔学用得较少，现在一般不用它了。这约定俗成也许还有值得探究的道理。 在以上叙述的基础上，再说到我们的主题—老学上来，也就容易多了。古代早已有黄老学、老庄学乃至孔老之学的说法，老学的独立提法现在尚未查找得到，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儒家和道家两大学派，儒家有儒学，沿用至今，且继续发展为新儒学之类。道家也曾有过道学这个名称，《隋书·经籍志》三云：“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但是后来这个词为宋代理学家所用了，如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元人作《宋史》，把理学大家周、程、张、朱等归为一类，列为《道学传》，道学成了理学的同义语。尽管有人对此有异议，但已为既成事实。再后来，道学又成了贬义词，形容过分的拘执和迁腐习气，如道学先生。如《红楼梦》六十四回中：“晴雯道：袭人吗？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如此看来，无论过去或者现在，如果用道学这个辞概括道家和道家思想，那就很不合适了。所以，历史上或者用黄老学，或者用老庄学来指称道家思想，道家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道教，虽然宋以后有佛老和释老之类的称法，似乎老可以代表道教，然而要说道教思想是黄老学或者说老庄学，显然又是不合适的。 儒学可以概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则很难有这种简明的表述，不管或用黄老学或用老庄学都不很确切。由于“黄”是后人附会上去的，黄老有很大的不确切性。老庄虽然顺理成章，沿用很久了，但老和庄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老庄学，实际应是老学和庄学分开来。这样区分，既渊源于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也结合了近代学科区分的原则。 把老子作为一种学问研究，称为老学。对于近代学科分类来说，它不仅包含整个社会科学的许多分科，也涉及到自然科学（事实上它对近代自然科学都有影响），社会科学的许多分科（哲学、历史学等等许多）都在老学中有体现。这是中国特有的学问之一。宋明以后，出现的“学案”（后来又有相近之“学记”），可用来规范儒学、老学这类学问。“学案”开始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该书叙述了整个明代的学术发展，办法是“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名，总列诸儒之案”。（见该书凡例）按地区学派、按有授受关系的学者，一一条述，如清代莫晋作序所说：“言行并载，支派各分，择精语详，钩玄提要，一代学术渊源，了如指掌。”黄宗羲的著作影响是很大的，后来他又作《宋元学案》，并且影响后世之作。但他也是在前人基础上前进一步所作成的，在他之前有周海门的《圣学宗传》、孙钟元的《理学宗传》（宗传之名说明学术渊源更为明显），是因为对这些著作人们不满意，黄本人也不满意，才先作《明儒学案》的。黄宗羲特别注重的是学问的宗旨，他在“凡例”中写道：“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得力之处，亦是学者人门之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之要领也。”这话很有启发意义，也很有普遍意义。研究老学，也应当是如此，首先从其宗旨入门。实际上历代以来，人们也都是从探讨老子“本义”、“原旨”等等开始的，只不过见仁见智不同罢了。 老学这门关于老子的学问，其内容就应该包括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老子其人、其书、其宗旨、其道德、其思想乃至其嘉言等等；另方面是后人对老子的学习和研究，包括注解、考释、义理的发挥，以及社会、思想的影响等等。 两千多年来，老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有关著作很多。在众多的著作中，注释占了很大比例，特别是在古代，人们对宗旨的理解、义理之发挥，大多是从注释中表现出来的。到了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后，老学的面貌就有很大改变，因为受近代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采取了新的方法，用新的眼光学习和研究老子，除了对老子作新的注解、考校以及集释等等之外，义理的探讨增加了许多新的视角。与此同时，以学案体的形式综述老学的著作也出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有郎擎霄、刘其宣、王恩洋等人的《老子学案》出版。近几十年用新的观点综述老子学问的著作更多，据初步统计，20世纪约有三百四、五十种，而近五十年占了2/3以上。事实表明，老学还在继续发展，且势头很盛。 站在世纪之交，写一部老学发展史，回顾与总结一下，是有这种需要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几次关于老子的学术讨论会上，朱伯崑、钟肇鹏等先生一再呼吁，应该编写一部《中国老学史》，1993年底我在西安的第二次老子学术讨论会上，就老学的历史发展作了一个粗浅的发言，深感意义重大。后即与刘韶军、马良怀两位同志合作，在福建人民出版社特别是李瑞良先生的支持下，1995年出版了《中国老学史》，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本称为“第一本”的老学史，实际上只写到魏源，有人认为应该称为《中国古代老学史》更为适合。现在我们弥补了这一不足，继续编了一本《二十世纪中国老学》（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应视为一个整体，才是一部关于老学发展的全史或者简史。也和黄宗羲写的《明儒学案》补《圣学宗传》、《理学宗传》之“疏略”一样。我们还不敢也不应指前贤之什么“疏略”，不过是我们的设计而新编一部供深入研究这个课题的参考之书罢了。 设计，主要是体例上的设计，我们《中国老学史》的设计，现在已有同志提出异议，就此我想作一些强调性的说明。有同志认为，讲老学发展史，不必要讲老子其人其书，只需讲以后的老学。我们认为这个虽然讨论得很多的问题，在一部系统的老学史中，仍有必要给一定的篇幅，份量的多少则视具体情况而定。老子其人其书，是后代老学发展之源，这个源弄得比较清楚，以后的发展才讲得清楚。老子其人其书，至少在司马迁写《史记》时就已不太清楚，有多种说法，因而对其进行一番清理是必要的。我们写老学史时，虽已有了大体与今本相近的帛书《老子》，然郭店竹简本《老子》尚未公布，否则清理这个源头，还需花更多的笔墨（持异议的同志认为其人其书写多了）。 设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要不要写时代背景。这恐怕是现在写学术史与过去编“学案”所根本不同之点。很多新的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等等都用不同的形式论述了时代，特别是时代的思想文化特点。当然如何论述时代以及论述得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而时代与学术文化思想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我们在写老学史时已经反复指出过，不过并未作理论性的探讨，理论探讨可以作很大的文章。从实际方面理解，直觉、具体，任何人只要想一想自己某些思想、观点的形成，不难发现时代的印迹。 再次，一部老学史，不论多么大的部头，对于某一著作、某一学者都是不可能很全面深入展开论述的，但如黄宗羲所说，要能反映出某人某书的“宗旨”和“精神”，这就有必要对某书的内容“提要钩玄”，对某人的言行进行一些考察。这种工作自然是见仁见智。大多数的人和书都是已经有各种评论的，做鉴别、评判工作，也是一己之见，或有雷同那是免不了的。特别是一人之闻见极为有限，“竭泽而渔”只是一种理想，要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只要不故意抹杀前人工作，不私自窃取他人成果，尽力而为，能做到什么样就什么样，那就问心无愧。这样的工作，多少会有利于学术的进一步发展。（熊铁基） 关于老学和老学史目前想说的就是这些。 原载《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湖北辞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