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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假定襄王“出居于郑”的直接原因是“不能乎母”，即所谓不孝，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他在什么程度上干犯了他的母亲。在一般人看来，不能赡养尊敬父母是不孝。反过来讲，赡养父母，尊重父母，是孝的最低限度。当谈到孝顺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了。究竟是有条件地顺，还是无原则地顺，这需要权衡利弊了。当父母殴打子女时，儒家主张“小杖则受，大杖则逃”，以免父母将子女殴打致死，成为不义之人。这是一般人处理孝道问题的方式。天子就不同了。 襄王“出居于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子与职官之间的冲突。作为职官中的具体组成部分，臣下与天子之间既有合作的一面，更有斗争的一面。襄王被逼逃亡郑国，就与臣下追随天子之母，反动政变有关。在政治领域里，天子是最高统治者，享有无上尊荣，拥有极高的权力。作为职官的巅峰，尽管存在“天子爵称”是否成立的争论，但谁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在名义上，天子凌驾于整个官僚机构之上，而实际操作中，天子并不能做到完全的乾纲独断，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的独裁者也非常少。大多数情况下，天子既要和朝廷里面的官僚周璇，又要同各种亲属处理关系，甚至要保持警惕，防止被身边的人篡夺权位。天子是王权的人格化的呈现，这只是儒家理论的一个层面。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那个将天子高高托起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握有更大的权力。天子是巅峰，而巅峰一下的部分更具实力。包括天子在内的整个官僚结构，也就是所谓“王制”，共同行使统治权。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统治格局，形势恶化，往往不是天子与个别职官的问题，而是一个构成“王制”的各个职官之间的协调能力出现了故障。无论儒家理想中的“圣王”还是“圣臣”，都应该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待一些重大变动。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天子身处“王制”的巅峰，应该如何处理与“孝治”方略之间的关系。第一，在《孝经》“五等之孝”的框架中，天子必须做到“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而襄王不能妥善处理与母亲的关系，以至于臣下有机可趁，以不孝作为口实，追随一股潜在的政治力量，废黜襄王；第二，天子的“爱敬”能否取代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合法性与稳定性？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天子与庶人的最大不同是政治的象征意义。问题也就变得十分复杂。 就襄王“出居于郑”这件事而言，《公羊家》所谓“不能乎母”，其实是一种托词。它的背后隐藏着不同政治势力的角逐。这里所说的“母”，并不是襄王的亲生母亲——齐姜，而是襄王之父惠王之妾——陈嬀。陈嬀所生之子为王子带，也就是襄王的同父异母弟弟。惠王在世时，陈嬀就已经开始积极为王子带谋求权位。惠王驾崩，襄王秘不发丧，凭借齐桓公的势力登上王位，而后才昭告天下。然而襄王并没有实力应对陈嬀与王子带的势力。陈嬀试图联合朝中重臣废黜襄王。于是形成了以陈嬀与襄王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阵营。襄王“不能乎母”，其实只是政治敌手的道德指摘。这种道德指摘，在古代的政治变动中往往成为后党与权臣废黜天子的借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