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事件或许表明，大陆当局要完成从打天下到治天下、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革命政权向常规国家的转化，将十分艰难。大陆当局始终没有清算毛的神话，也没有这样的打算，而这将构成其实现统治权常态化的一个难以克服的意识型态障碍。从组织上说，作为此一意识型态之残余的原教旨主义者的毛左派，就总是占据着意识型态的主动性，总是可以有效地阻止中共向儒家的靠近。这样的意识型态掣肘，让当局始终不能正面接受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对于儒家的态度，始终是若即若离。 也就是说，大陆当局恐怕不大可能完成其常态化转型，几乎不大可能完成与儒家的和解。在当局眼里，孔子、儒家始终最多只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文化符号，一个进行文化统战的操作性工具，而无法变成自己真诚信奉的一种价值。由此，生活与法律、文明与权力的冲突将难以化解。而现代国家的构造事业也就始终不能完成。 大陆当局的这一困境，对于正在复兴的儒家，和百年来一直追求优良治理的自由主义的关系，将产生巨大影响。 毛左派与儒家的这一场正面冲突，必然对正在经历复兴的儒家，产生严重心理冲击，迫使其重新思考儒家与既有统治秩序的关系。1990年代以来，诸多儒家人物由于对儒家义理的错误理解，以及短视的政治投机心理，似乎表现出一种相当明显的谄媚当局的倾向。某些儒家代表人物，虽然本身遭到打压，却一心要用儒家为当局的统治提供正当性。毛左派对孔子发动的毫不留情的攻击，必然促使这些儒家人物对统治秩序、对毛的离心倾向加大。 从政治上看，这样的态势对自由主义是有利的。假如自由主义具有构造现代国家的雄心，那儒家的政治倾向转移对于完成这一事业是非常有利的。尽管如此，能否利用这一契机，取决于自由主义能否重新界定自身与儒家的关系。 三、自由主义与儒家的纠结 如所周知，长期以来，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基于其唯理主义的启蒙信条，反对各种宗教。比如，1920年代，自由主义曾经参与、推动发了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非基运动”。这场运动把启蒙反宗教的倾向与反帝的政治意识捆绑在一起，从而为未来中国从国家精神上走向彻底的无神论打开了通路。 不过，十分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代以来，大陆自由主义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基于对自由主义命运和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反思，自由主义者几乎很少再反对基督教；相反，很多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基督徒。 这种群体性皈依现象，固然基于个体对生命意义之追寻，但也有很多人是理性的皈依者。他们发现，现代自由宪政制度形成于欧美，欧美的主流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基于这样的历史考察，他们从知识上相信，现代自由宪政制度与基督教之间一定存在着直接关系。据此，他们得出一个转型的政策结论：中国要成为一个宪政国家，就必须经历一个基督教化过程。已故杨小凯教授曾经公开提出过这样的理论 ，他是知识分子皈依基督教的典范。过去十年间活跃的维权人士，以及公共知识分子，比如余杰、范亚峰、王怡等人，纷纷皈依基督教。 还有一些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士，尽管没有信仰基督教，但是基于对西方制度的羡慕，相比于儒家，他们对基督教有更多肯定。在一般的知识性论辩过程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基督教当成宗教的真理、宗教的最高型态。他们也相信，如果一定要选择宗教，那基督教就是最好的。如果宪政一定需要宗教基础，那就只能是基督教。从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候补皈依者。 与此一态度转变形成鲜明对比，自由主义对儒家的态度几乎没有多大变化。经过新文化运动思想传统的训练，抨击儒家已经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文化与知识本能。他们把中国未能实现现代转型的责任归咎于儒家，对于任何儒家活动给予不假思索的抨击。 因此，1990年代“国学热”兴起之时，自由主义者就保持警惕。他们始终认为，“国学热”就是当局为了寻找统治的正当性而人为促成的 。对蒋庆等人提出的“儒教”说尤其是“儒教国教说”，他们尤其反感。当局在国家历史博物馆前竖立孔子雕像，似乎验证了他们的这一担忧：这似乎就是儒家成为国教、当局建立文化垄断权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