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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的思想可以用“意义很大，问题很多”八个字概括。“意义很大”，是指它是原教旨主义的儒学。无论在谈论政治问题还是在个人修行上，蒋庆都与历史上特定学派直接勾连。[15]他经常以凌厉的气势、犀利的言辞切入现实论题，其与当代主流观念的巨大反差不仅吸引眼球，而且确实在二相撞击的电光火石中确实提醒人们，现代性那些习以为常的思维、观念并非真的就那么理所当然；儒学那看似过时的价值、原则不仅在诸多问题上不仅自成系统，而且确实包含着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见。可以说，无论对于认识儒学传统的丰富性还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蒋庆都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和评价方式。 “问题很多”主要可以从问题意识、知识学基础和可操作性二个方面理解。 蒋庆认为无论是政治生活的马列主义化或者社会生活“现代化”都是“西化”（西化、工业化、现代化诸概念在内涵和使用上之间的差别这里不加讨论），作为“中国性”的解构者或对立面都是负面的，应该加以清除的。他所谓的西化实际很多都是某种“现代性”。它们与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而未必就是某种价值或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东西。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很难说是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准确把握，而更像是近代中西文化早期遭遇时某种激烈言辞的回响。如果说今天仍然有意义，那也只存在于纯粹的文化理论上。也许它是基于某种启示和顿悟，但我觉得其基础主要是某种情感或情绪，即使在现实中它颇有一些认同者和追随者。 知识学基础是指论据的真实性问题。例如，汉承秦制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以儒术缘饰吏事”正说明汉代制度“外儒内法”的本质和对儒学的技术性采纳。[16]但蒋庆却认为汉代施行的制度是孔子设计的――倘如此，则如何理解两汉外戚、宦官交替为害直至酿成“党锢之祸”？这究竟会给孔子带来光荣还是耻辱？又会让后人对儒家政治哲学产生希望还是感到绝望？又例如，《大学》作为《礼记》的一篇――蒋庆很清楚“礼”本就是制度，是三代政治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17]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作为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和主干儒门内外早有共识。蒋庆因朱熹的诠释影响深远故将其划入“心性儒学”范畴，将其贬为“经世之术”。[18]这不仅难以服人，而且挺立公羊学的政治儒学而如此抹杀经典挑战主流，除了使儒学内部陷入逻辑混乱结构瓦解，并不能开创出理论新局。 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看，王道的本质在于尊重社会力量及其组织系统、价值诉求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其丰富厚重的政治智慧与平正公允的伦理意含，不是单纯的道德教化等词所能涵盖尽摄的。将人性道德化，将希望寄托于圣贤，以教化为政治最高目标，那么作为正义保障的权力制约、作为民生保障的权利分配等等制度设计岂不是叠床架屋的多余？又还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和特殊的地位？这样的政治儒学与所谓的心性儒学究竟又有何本质的不同呢？ 对基本事实的牺牲与对现代价值的否定虽然使这样一种政治哲学赢得惊世骇俗的批判效果，但却不能不同时也使得这种批判的力量下降，使得它在现实社会中的落实变得异常艰难。从逻辑讲，“儒教国教化”方案应该以民间存在一个形态相对完整、功能相对完善的儒教为前提。在这一前提本身并不成立的时候高谈“儒教国教化”，如果不是捕风捉影就是拔苗助长。而将一种属于社会政治范畴的文化形态纳入政治社会结构之中，如果不是使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空洞化，就是使其异化成为一种反噬社会政治的国家力量。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是与现代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互相呼应的，儒教和儒家政治哲学发展的契机应该到这里找寻。 文化的政治：陈明的即用见体与公民宗教说 与近代以来从哲学、宗教或道德诸进路解读儒学的各家不同，陈明是从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这个视角展开自己的儒学论述。他思考的中心问题是：“面对当代生活中的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等问题，儒学提出怎样的方案才能有效？”如果说蒋庆是在近代或后文革语境思考儒学如何重归文化核心地位的问题，康晓光是在后冷战时代在“文明的冲突”语境里思考如何发挥儒家文化的软力量作用重建儒教中国的问题，那么陈明主要思考的是儒家文化如何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重建儒教作为中华民族主干性文化符号系统的有效性问题。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时代变化，（传统）那一套符号系统本身的效用下降，人们无法通过它解决今天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