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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具有“构建现代国家”的意志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乃是重新安顿作为中国主流价值、并且塑造了各个领域最为重要之制度的儒家。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此一工作尚未完成。近来，也正是围绕着这一任务，中国大陆发生了两起非常引人注目的思想与政治事件： 2010年底，媒体报导，曲阜官方批准官方基督教会在曲阜兴建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哥特式教堂。官方的儒学团体赞美说，这是跨文明对话的管道。真正具有儒家信仰的民间儒者对此做出强烈反应，蒋庆等十人发出〈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声明，各地众多民间儒者表示支持。该教堂似乎也因此而被迫停建。 此一风波尚未平息，十几天后，人们突然发现，国家历史博物馆面向长安街、天安门的北门树立了一尊高大的孔子雕像。孔子雕像的位置似乎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人们可以将其与天安门广场联系起来，但确实不在天安门广场上。尽管如此，孔子雕像又面向中国有高度政治意味的大街：长安街。每天，无数人穿行在这条道路上，只要一转脸，就可以看到孔子。孔子的可见率要远远高于那躺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干尸。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孔子雕像的高度是九点五米。在中国传统数理之术中，这是至尊之数 。这样的规制清楚地宣告，孔子是圣人。 这尊孔子雕像引发了更为巨大而广泛的争议。但其结局却出人意料：百日之后，孔子雕像在月黑之夜被悄然移走。当然，这一举动同样在海内外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猜测，有儒者也对此公开提出抗议 。 这是两起具有重大思想和政治史意义的事件，它们触及了困扰中国百年、在当下更趋复杂的中国人精神秩序重建的重大难题，而这乃是中国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最核心问题。本文拟围绕着这两个事件，尤其是孔子雕像的立、废两难，简单剖析当代中国大陆几种主要的思想与观念流派，是如何看待儒家在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现代国家架构中的地位的。本文将特别讨论自由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尴尬，并寻找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 一、意识型态的终结与儒家的复兴 从20世纪初开始，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最早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从事惟理主义的伪神学构造事业：构筑现代意识型态。自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知识分子的基本心理状态是“羡憎交织”：因为西方强大，所以他们羡慕西方文明。这一羡慕心理让他们对中国的一切生出无限怨恨 。这也正是18世纪法国启蒙知识分子的基本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发起了摧毁传统的思想与文化内战，此即林毓生所说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心智。知识分子所反对、摧毁的对象，主要是儒家的价值，及其所支撑的社会结构。 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文化内战中，知识分子一头冲向西方现代意识型态的牢笼。从当时的知识环境看，这一抉择不难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决定敞开心扉全盘接受西方的时候，西方已进入其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意识型态时代。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现代自由主义等等现代意识型态，已经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这些现代意识型态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惟理主义摧毁传统信仰的结果。中国也不例外。胡适、陈独秀、吴虞等人主导的反传统的文化内战掏空了中国青年学生的心灵，青年人迅速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型态。从时间上看，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时代，正是意识型态在中国大爆炸的时代。 这其中，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现代意识型态。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初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其信仰，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很多比较温和的知识分子则信奉现代自由主义。 虽然同为观念体系，但现代意识型态绝然不同于传统宗教。作为意识型态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体现了美国思想史家沃格林所揭示的现代意识型态的基本特征：它们承诺，通过彻底的毁灭性革命——不论是革命党人主张的激进的经济、政治革命，还是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激进的价值、文化、社会革命，人将获得最终的解放。人可以通过全盘毁灭现有秩序，在现世建立一个全新的、永恒幸福的天堂 。这样的承诺对年轻人具有巨大吸引力。 新文化运动完成了意识型态的构造之后，从1925年开始，中国进入意识型态主导的极端主义激进革命时代，或者如当时人所说，进入“大革命”时代。以儒家为本的传统的价值、信仰，士绅主导的社会结构，以及产权、经济体系，统统遭到这些革命的刻意破坏。经过上述一系列革命，1949年，终于出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支持这个世界的是一套现代意识型态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场革命中，文化上同样激进、但政治立场不同的现代自由主义被消灭了。 不幸的是，现代意识型态虽可驱动“大革命”，却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可持续的治理秩序。传统宗教强调人、神悬隔，现代意识型态则通常以人是神或者上帝为预设。不幸的是，人永远不能是神或者上帝，人无法克服其软弱、缺陷。因而，现代意识型态所承诺的美丽新世界，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趋向败坏。而现实统治秩序的败坏必然拖累意识型态，令其信徒产生幻灭感。幻灭感累积到一定程度，则是意识型态体系的全面失信和溃散。在中国，这种幻灭感产生的时间大约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或许可以林彪事件作为标志。 此后也不断有试图修复官方的意识型态的努力。1980年代，有些具有自我反思意识的官方理论家，比如王若水，试图回到没有受到权力污染的相对纯洁马克思主义，比如“人道主义”。但这些努力被这个意识型态体系中的正统派视为异端而予以压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