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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儒学当代的复兴，势必要面对的话题，就是儒学是什么？在习以为常的解释中，儒学往往被描绘为中国文化的道统，孔子以来，中国文化中最为核心的部位，即为儒学。 “文化”这一概念，在当代已经相当泛化，甚至于难以解释到底什么是文化。但这并不是说，习常的说法，就一定是误解，只不过这种说法，缺乏更有效的说明方式。在传统层面，儒学最起码有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的规范原则。 其一，儒学为传统政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规范。孔子效法周公，要使春秋末期的乱世恢复政治上的秩序。周公，即为西周开创政治制度的第一人，其人创立了差序格局的分封制度。这套分封制度的伦理基础，即是夫子常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封土建国推行治理，人伦维系政治差序。这是西周封建制的典型特征。但在夫子时代，礼崩乐坏，旧有的政治秩序荡然无存。夫子曾曰，“洋洋乎，吾从周”，说的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 西汉王朝建立，重新确立大一统政治格局，需要在理论上最王朝政治进行合法的解释。于是，最符合王朝政治统治学说的儒学被定为一尊。两千余年，凡大一统王朝，除蒙元以“马上得天下而马上治之”而外，国家治理之理论与办法，基本不理儒学。李唐之后，甚至于考试之课本，皆不能离儒家之经典，由此也可见王朝与儒学关系之紧密。 其二，为士大夫之道德规范。政治的实际操作者，往往为官僚集团。官僚集团的操守直接决定政策本身的成败。儒学的态势，是汲汲于培养人才从事政治，“治国平天下”。儒家可以标榜的是，儒学本身具备对士大夫操守的道德规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相当高调的道德准则，在传统政治实践领域，代代相承，确实不乏其人。 当然，强调儒学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效力，并不是说儒学历经两千余年而无变化。但从根本上来说，儒学为历代王朝提供政治合法性论述这一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儒学在近代的兴衰 儒学到底又是怎样衰弱的？ 对儒学同有深厚情感的李泽厚与余英时，对于这个问题，或多或少，都算是有所回答。李泽厚的答案，是“革命压倒启蒙”，而余英时的说法，则是20世纪的政治思潮，是激进压倒保守。两位学者在儒学在近代之所以失败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两者都认为近代是一个不断激进化（西方化）的过程。 换句话说，儒学之所以被甩出中国近代史，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学已然不能为新政治（立宪共和政治）提供合法性论据。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1905年清末立宪，要废除科举制。科举，为儒学之体，废除科举，等于将儒家政治体系的排除出新政治格局之外。其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进一步强化了“排儒”的政治思潮。五四运动的起因，是对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不满，而儒学则被认为需要对“民国共和体制失败”负责。 近代以来的排儒，其展开的政治前提，即是儒学与新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种对抗中，儒学的命运，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为儒学提供政治实践基础的经典教育与科举体系，在废科举之后，彻底瓦解了；为儒学存续提供合法性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五四之后，更进一步的被边缘化。甚至于有较强传统根底的鲁迅都提出了“不读，或者少读古书”的论断。 自辛亥至于文革结束，是为中国的革命世纪。在这个漫长的革命世纪中，儒学或者儒家，基本与“反革命”近乎同义词。与此同时，革命并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转换，同样创造了新是社会—伦理关系。儒学赖以存续的社会土壤，几乎被连根拔除。 “礼失，而求诸野”。上世纪八十年代，儒学重现。诡异的是，其思想根源却并不在中国，而在东亚。新一轮的儒学重来，伴随的是东亚四小龙崛起与“儒家资本主义”这样的议题浮泛于纸面之上。争论的核心议题，即是儒家能不能生出一个“好的资本主义”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