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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孔子本人甚至其弟子的事迹、人格，也成《孟子》讲述的对象，请看下例：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公孙丑上》） 这样，《孟子》就不仅效孔子，传《诗》《书》等先王经典，同时还传《论语》（及其它相关经典如《春秋》）。正是孟子，把孔子的地位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公孙丑上》）总之，传述这种方式，为孟子传承孔子提供最基本也最有效的论说途径，同时也为后来道统说的构思，提供重要的资源。[17] 不过，从论说方式而言，真正体现孟子特殊性的不是传述，而是论辩。他的好辩，在那个时代是众所周知的：“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他声称这种辩是效周公、孔子，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年代，挺身而出，拨乱反正，“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滕文公下》）这个辩就是是非之辩，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性善论，就是善辩的产物。 综合孟子相关论说，其论辩的步骤是：第一步，以传说中易牙、师旷与子都三者的知名度分别与众人口耳目三个感官的嗜好相对应，说明人的感性经验的共通性，并进而推论，从事思考指导行为的心也应无不同。“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孟子的理由是，“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这可以说，初步完成人有共通本性的论证。但是，共同的人性不一定就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如后来荀子所说）；或者与善恶问题无关，故需要进一步论证。论证的第二步，以“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思想实验”，说明这种感情的产生“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公孙丑上》），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是人性善的表现。第三步，在此基础上，就势提出恻隐、羞恶、辞让与是非四种情感态度，是心有仁义礼智“四端”的表现的观点。“四端”之“端”指苗头，不一定充分发展，这种表述既可以用以防卫那种通过坏人坏事的例子对性善说的攻击，同时也意味着这种善是需要加以保存、培养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 无论人们对孟子论说的完备性提出多少问题，我们都必须承认，它有一个内在的，逻辑上大致能自圆其说的表达结构，称这个论说为性善论是完全够格的。与此相关，它还把原来《论语》中有些杂乱的德目关系，整理成四端之说，用心善代替仁，把仁从德的总称，变成第一德目。就儒学的学理发展而言，它是里程碑式的。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思想收获，与论辩的自觉有关。一般的论辩策略是，寻找更广泛的公共经验与价值共识，逻辑上推论自己的主张，同对手相比，与公认的前提更一致。在《论语》那里，孔子缺辩，与“应答”主要限于信仰的共同体内有关。即便这样，从答子路“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与宰我“三年问”的情形看，那怕是有限度的争论，也迫使孔子作了一定程度说理的努力。而孟子发起辩论的背景是战国，论敌是杨朱与墨翟，后者在孔子之后发展出自己的思想系统，甚至有自觉的逻辑观念。在战国“名”家辈出的情势下加入辩论，必须有相应的论说能力，也即高超的说理技能，才能达成制胜对手，巩固自己阵营，争取思想的旁观者，即所谓“正人心，息邪说”的目标。公开的论辩，是表现或发展论理能力的重要途径。[18] 从论说方式讲，辩论与传述都服务于说服的功能。但沟通机制不一样，传述的内容是以往圣先贤的事迹与言论，作为表达观念的工具，前提是说－听（或写－读）两者，同处一个文化或价值共同体，双方共享一些基本信念。论辩所寻求的前提，必须是更基本的人类公共经验，通常是从常识出发。这样即使对手不可理喻，也能说服其它的旁观者，因为它达到的结论具有逻辑上或经验上的普遍性。两者各有优缺点，传述便于动情，论辩为了说理，但都被孟子所运用，服务于不同的论题上。然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后者是孟子的特色。这种用问答结构写成的论著，开创一种论说体裁，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是发展这种文体写成的名文。 按宋儒的观点，“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即性善论不是孟子唯一的贡献，养气是与性善并列的另一重要创获。从本文的观点考察，它表现了在传述、论辩以外的第三种论说方式――玄言。玄言是对某类特殊经验的描述,它分两类:一类是超越日常感知的外部对象，另一类是存在于个人心灵的内在精神。以道家为例，前者如《老子》的道，后者如《庄子》的心。两者均“玄之又玄”，无法用日常语言述说，多采用隐喻的方式来摹状，我们且称为玄言。玄言与传述、论辩所涉对象均不一样：传述的对象是历史经验，它通过史料分析来确认；论辩的对象是某种形式的理，它通过逻辑推导来理解。这里，玄言的对象不是玄远的领域就是神秘的体验，它不在时空中，没有公共确认的客观对象，因而也难有确定性把握的机会。然而，这是孟子之所以为孟子的经验之谈。 公孙丑设问孟子：“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以“否，我四十不动心”作答。然后师徒继续一场孟子之“不动心”同告子之“不动心”之间差别的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