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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以此来况喻当下之国学问题，颇为谛当。 最近几年来，一些大学相继成立国学院，民间读经或讲经活动也非常活跃，国学或儒学研讨会此伏彼起，专业而严谨的国学刊物亦如雨后春笋。由此，国学复兴之说甚嚣尘上，以为假以时日，即可坐享其成了。但是，问题是这么简单吗？如果只是成立几个机构，讲几次经典，开些许会议或出几本刊物，就算是国学复兴，则国学复兴诚不是难事，指日可待。但笔者要说的是：如果不能把儒学（这里暂且认为儒学与国学同义，根据需要，随时用国学或儒学）之基本理念与价值期待体之于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态度、行为风尚或价值评判，哪怕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读经乃至研究儒学，而且还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也不能算是国学复兴。其实，国学之所以式微，固然原因多端，也与社会上有大批的儒学研究者不无关系。他们据有高位，掌握资源，尽管着有充塞楹橱的高头讲章，但自身并不具备儒学之精神，亦无儒学之信念。他们之研究儒学，只是职位上的工作需要，至多只是一种个人兴趣与爱好，决无使命感，更无担当精神。康德曾说，如果哲学只是学院式的追求知识圆满的个人人工织造系统，而不能体之于人格里，践行于生活中，则真正的哲学永远不能出现。同样，如果儒学只是学院式的知识存在，无论是以讲论的方式，还是以著述的方式，都不意味着国学的复兴。不惟此也，甚至可说是衰世之浊流。因为这种知识样态的儒学，不仅于世无补，甚或有害。何也？毕竟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若把这些资源转而之他，或可利国利民。这样看来，都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但若不能在人格践行中有所担当，只是以写文章为职业，既而谋取个人之利禄，只可谓社会之蛀虫，岂可美其名曰啊和会之良知。这样的国学——诚如钱宾四先生所言——“内部未能激发个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针对时代之真问题”。儒学至此而谓之复兴，其据焉在？故现在的国学，尚不得谓之为乔木，更无论世臣矣，焉得曰复兴？ “国学”一词始于清末，是西方知识之学输入后，中国学人对中国传统学术之统称，当然，以儒学为主体，此不待言。但这种称呼亦是以西方知识之学格义后的产物，其结果是——依蒋庆先生之所言——“‘国学’在近代的中国徒有反抗‘西学’之名而无解释‘中学’之实，然后竟然与西方研究中国的‘汉学’趋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之事”。由此，蒋先生进一步云：“哪一天‘国学’之名在中国消失，哪一天就是中国学术的回归与解放。”“国学”的消失，意味着我们并不需要国“学”，而是需要儒家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与价值评判。如果没有这些生活中的表现，怎么能算是国学的复兴呢？庄子曰：“学而不能行谓之病。”现在的国学，正是一种病态。梁漱溟先生云：“文化是什麽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可见，国学的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生活样态的重现，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形式的所谓复兴皆为虚妄。这里拟从三个层面加以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