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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自然或冲动在酒神行为的醉狂中只能暂时地抹煞自我。醉狂终究要过去，接着便是凄冷的清晨，它随着黎明无情地降临大地。这种在劫难逃的焦虑必然导致人人处于末世的感觉——此乃贯穿着现代主义思想的一条黑线。（《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这种情况，使得弗洛姆反省道：“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否从根本上出了问题。”（《健全的社会》）可以说，如果政治只是建基在民众的投票之上，则上述之困境永远不得其解。 要改变这种困境，必须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新的支持，儒学在此正见其用。蒋庆在《再论政治儒学》中说，依儒家的政治传统，政治统治必须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即“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 政治必须具有这三重合法性才是真正合法而稳固，且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之所以有诸多困境，就是因为它只有“人”的合法性，而缺乏“天”与“地”之合法性这两个维度。民主政治中的人心民意，说之虽正大有力，然实不过是庸众的欲望与欲求，虽不可为谓之低下无理，然亦无甚高远之精神。若政治的目的只是止于此，则政治不过是利益的竞技场与储藏库，人们在这里所究竟的不过是一种分配游戏。但游戏所究竟的是规则的合理与公平，尽管能显示人的技巧与构造，但这些技巧与构造反过来又限制人，人被安排在这技巧与构造中不得动弹。总之，民主政治的数量精神不可能给予人以“质”的教化，而要获得“质”的教化，必须在政治中增添“天”的合法性与“地”的合法性两个维度。这样一来，政治不惟是事务性的，而且有着深刻的伦理维度，故政治更是教化性的。事务性构成了政治的内在形式原则，教化性构成了外在的规导原则。一个人如果尽了事务性的形式原则，那麽他就是一个“好公民”，但只有尽了教化性的规导原则，他才可能成为一个“好人”。由此，不存在单一的“好公民”的标准，但却存在惟一的“好人”的标准，只有在“好公民”上升为“好人”的时候，最佳的政治才可能出现。但现代政治因基于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原则，只看到了政治的内在的事务原则，而看不到外在的规导原则，故只有技巧下的“好公民”而无真正的君子与善人，因这里的“好”是事务性的或程序性的“好”，而不是道德性的“好”，于是总有暴戾之徒起而打散这事务性与程序性，由是社会而至于混乱。 那么，爲什麽“天”的合法性之于政治具有教化的功能呢？所谓“天”的合法性就是要求政治须具有宇宙秩序，而这种宇宙秩序正在圣人的尽性立极中。故政治秩序即是宇宙秩序，亦即是道德秩序，由此即形成政治中的教化。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这都是说政治的教化意义。故政教合一是中西古典政治学的基本特质。柏拉图的城邦之所以需要哲学王，亦是基于政治教化的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