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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屠仁守于1897年刊发了《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最早使用近代意义上的“国学”一词 此外，2009年田正平、李成军在《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一文中说已经查到最早试图学习日本，提倡国学的是屠仁守，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5月在《时务报》30册刊出的《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最早提出。屠仁守意识到当时严复在《辟韩》一文中宣传民主等主张将对中国固有之儒学及其伦理秩序带来威胁，因此，该文结尾处响应《时务报)22册发表的译自日本《东华》杂志的文章《汉学再兴论》，提出：“昨读译《东华》杂志《汉学再兴论》，为之踌躇四顾，默愧之。滋畏之以彼人士犹能言修身齐家，设立教育之当取法；犹知尊《论语》为纯然道义之书，并推存亡消息之理；谓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我方靡焉欲步其后尘，彼乃皇然而思返古道；我方贬圣贤以尊西洋之善治，彼且稽经史而建东洋之政策。两册鳞次之间，自立也，若彼，自屈也，若此。”田正平、李成军以这条史料为基础，提出：“这里的国学一词已不仅是对日本国学的介绍，已具有学习日本、复兴中国传统学术的含义。”这样的观点。其实早在一年以前，罗检秋在《<国学与汉学>——清末民初学术传承的再探讨》一文中已经发现：“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最早出现于戊戌维新时期，比人们注意而且阐述较多的国粹派国学更早。……从现有资料来看，至迟在戊戌前夕，国学一词已经传入中国。屠仁守撰文驳《时务报》所载严复的《辟韩》一文，提到《东华杂志•汉学再兴论》中日本学术界有‘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的说法。在戊戌新旧之争中，日本学者的见解成为保守士人排拒西学的根据。不过，他们仅知国学一词，尚未从学理上、思想上加以阐述。几年后，有关国学的言论渐多，但多出自维新派、国粹派等趋新人士，国学因之获得新的思想内容。”我个人倾向于罗检秋先生的观点，认为屠仁守最先采用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的证据还不充分，屠虽然将“国学”一词作为文本引用，但在《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中 “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的主语应是日本而非中国，文中虽有学习、借鉴该词之意，但并未明确指出该“国学”即为“中国学”，或者说屠仁守并未明确将“国学”一词从日本学术中剥离出来代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所以田正平、李成军《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一文结论或失之武断。 中国学术界对于“国学”一词的渊源基本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即该词本为古中国所有，但近代意义（即中国固有之学术）则是由日本传回。在日本，国学本为江户时期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式的研究，相当于中国的朴学和汉学，当时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号称“国学四大家”。日本的国粹思潮最早出现于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不顾国情，极端推行欧化主义，外相井上馨提出“要使我国化为欧洲的帝国，要使我国人化为欧洲的人民”，甚至有人提倡改换日本人种，废除日本文字，这一举动引起很多日本人的担心，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井上丹等人成立政教社，刊行《日本人》杂志，意欲反拨当时疯狂欧化的倾向。他们认为国粹是：⑴一种无形的民族精神，⑵一个国家特有的遗产，⑶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正值日本欧化主义和国粹主义对垒之际，这对东游的中国学人必定产生较大触动，由此催进了国人的文化自觉。“1898年底，梁启超在横滨创《清议报》，曾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列为该刊四宗旨之一。这里的亚粹显然是脱胎于国粹一词。”至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序论》发表，国粹一词被正式移接。 关于谁是“国学”概念的最先采用者的问题，由于没有较强说服力的史料，只好暂付阙如，现在我们只能大致推断维新运动前后“国学”的概念已为一部分国人认识和接受，直到1900年~1902年“国学”概念被较多采用和推行，此时提倡“国学”的学者才规模地出现在思想和行动领域，“国学”开始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工具”和传统的“思想资源”影响着以后几十年国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换个角度来看，由于近代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和信息接收转输效率的提升，“国学”概念在学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传播和被采用是普遍的意愿和历史事实的达成，以“国学”作为一个“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举措，虽然这个一般动作发生必有其物理时间的先后，但可以肯定它们的差距十分微小，我们在这里考证谁最先采用“国学”概念的意义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大量出现的近代新名词提供了众多新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尤其是系统的现代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术语的形成与流播，乃是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突出现象，它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思想空间、运思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科学的思维能力和效率，从而为构筑新时代的突破传统范式的体现中西会通的新思想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那么我们去探究“国学”这个新名词产生的时间也就包含着探讨新的思想体系中的“国学”思潮是从何时开始扩展中国人的思想空间的命题，这对考察“国学”在文化思想史方面的意义不无裨益。“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一张由各种新名词为网结编织起来的立体多维的观念之网。几乎没有哪种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是由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作为网结构造而成。因此，要认知各种近代新思想，测量其社会化程度，就不能不从总体上考虑这些新思想所包涵的各种重要的新词汇、新概念的形成、传播、和社会认同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