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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为后世立法，故上文之叙述实具有严密的逻辑。殷迷信自己的身体，包括智力、体力。今人替纣王翻案，引用这一段说明殷纣王之能力出众，却忘了太史公的描述乃是一个严厉的批评。基于对绝对权力的恐惧，古人心目中最好的君王是无为而治。儒家、道家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甚至法家也部分同意这一点。纣王却反其道而行之，仗着自己的聪明和口才反驳一切向他提出意见的人，为自己的过错辩护。这样的君王根本不具备君王的德行。在古人看来，君王放纵智力与放纵欲望对于治理的破坏性是一样严重的。 事实上，放纵智力一定伴随着放纵欲望。太史公所描述的殷纣王之放纵、腐烂场景是令人震惊的，它带有强烈的现代色彩。在整段叙述中，太史公特意地插入“慢于鬼神”。可以说，商纣王的败坏、腐烂，与殷商中后期天道信仰之崩溃有极大关系。天让人超越肉体，在这个信仰崩溃之后，纣完全从个体的、当下的、因而也是孤立的肉体存在之角度定义自己。被皮肤包裹着的有限度之肉体就是人的存在之全部，作为肉体活动之身体构成生命之全部。这身体之能力可以是智力，也可以是体力。 当肉体成为人的全部，肉体就具有丰富而强烈的欲望，且人会不假思索地满足这些欲望，这其中首先是性欲。性欲之放纵通常是其他欲望放纵之前奏。而性欲之放纵通常会导致支配关系之颠倒。对纣王来说，妲己只是满足其强劲性欲之物。然而，一旦纣王专注于性欲，妲己就反过来支配纣王。而这个作为强者满足性欲之物的人，通常会引入更多的欲望满足之物，以使强者保持对自己的欲望。于是，满足欲望的物的世界不断滋长，最终，强者的所有感官欲望都被外物填满，而完全“物化”。这个时候，他就是禽兽，而不再是一个君王。 现代无数贪官、富商之行为模式也证明了，性欲之放纵必然导致人的心理、行为之全面扭曲。比如，所有放纵性欲者皆贪恋钱财，放肆地以非法手段获取钱财；所有放纵性欲者之心灵也会趋向冷硬，毫无顾忌地以非人道方式对待他人。原因在于，性欲是人最为本能、也最为强劲之欲望，一旦性欲失去控制，人就会“物化”。而物化的人必然丧失“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不忍人之心”，而放僻邪侈，无所不为。 殷纣王胡作非为，周人起而革命。殷鉴不远，革命之后，周公乃为周人立教，作《康诰》、《酒诰》、《毋逸》等宪章，其中再三申明者，乃是“敬”之教。欲望的放纵就是“逸”，“敬”与“逸”正好相反，它要求人控制自己的欲望。由此，“敬”就成为华夏人群精神之基底，它是一切德行之基础。儒家关于节制欲望之种种论述，皆源于周人的敬之德，且以敬为本。 现代性纵欲 殷商末年之纵欲现象，史上并非绝无仅有。实际上，纵观历史即可发现，礼崩乐坏乃是一种周期性现象，今日中国就处在礼崩乐坏时代。而在任何时代，礼崩乐坏之开启和主要标志，都是精英群体放纵欲望，且一定以性欲之放纵最为引人注目。只不过这一次，放纵性欲之人群的范围比之以前大为扩张。 此种放纵之一般性根源在现代精神，概括言之，这种精神是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人为一扁平化生存者，人纯粹是肉体的，人的全部目的就是满足肉体之需要，实现感官快乐之最大化。德、法知识分子之“美学自由主义”力主“个性解放”，而个性解放必落实为性解放。只要人的存在就是肉体的存在，那么，最深层次的人性就是性。被化约为纯粹的肉体之现代人的个性，就是自然生命之自发呈现，而性欲就是人的生命之内核。 新文化运动将此个性-性解放观念带入中国。少数知识分子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产生极为广泛的文化社会后果，就在于其回应青少年之本能需求。这些知识分子在儒家治理模式遭受冲击之际，向青春期青少年允诺了一个个性解放的天堂，而青少年立刻就明白，个性解放就是性解放。新文化运动之规划具有某些新兴宗教的特征：它借助性解放来实现其重建信众心灵结构之目标。因此，最狂热的新文化运动青年皆是性解放之积极实践者，“杯水主义”就是新文化运动之正果。满足自己的性欲，寻求与自己对之发情的人性交的花样越多，个性就越丰富。 新文化运动包装其个性解放理念的词汇是“爱情”。“爱”在西方语境中实具有丰富的内涵，经常具有某种神圣的内涵。然而，这个词在中国化过程中，与“情”结合，而成为性欲的一种策略性表达。知识分子及受其影响的青少年所谈论的爱情，就是对某异性发情。 至关重要的是，这种个性—性解放力量，衍生出狂热的激进革命力量：传统礼法旨在节制人的欲望，被现代观念启蒙的青少年当然视之为敌人。这样的礼法与一系列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制度融为一体，于是，追求性解放之青年，也就成为大革命之后备军。 激进革命摧毁了礼乐。革命胜利之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强有力的社会动员维持了一种异常严厉的禁欲伦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然而，革命的控制力下降之后，青少年就以性欲之放纵反抗禁欲，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城市贴面舞会之类的活动似乎就具有某种反抗的政治含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