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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著有《道德经》。从其主要内容来看，所讲的是“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即告诉君主统治百姓、治理国家的方法与途径。显然，老子对话的对象是君王，是统治者。因此，老子的哲学是入世的。 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宗，因此我们人为的行事必须顺应“道”，而又由于“道”无形而变化无常、由世间的“自然”所牵引，所以他一再强调“柔”和“无为”，以适应不固定的、自然而然的“道”。这两个主张也是老子的统治之径，贯穿整部《道德经》。 首先是“柔”。什么是“柔”？老子的“柔”不是一种实力的表现，而是一种处事的态度，具体表现为谦卑逊让、内敛含藏、以退为进。他言：“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七十六章》），“柔弱胜刚强”（《道德经·三十六章》），认为柔弱的人其实比表现突出的强者更强，因为“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道德经·九章》），锋芒毕露的人往往容易招惹祸害，不可持续，不得善终。对于那些善于柔弱的人来说，柔弱不是他们的目的，而仅仅是通向某个目的的工具。就如人们都想到达同一个目的，都认为直线走去是最近的，但同时很多人走这条路，会导致大家互相拉扯排挤，反而走得更慢；懂得柔弱之术的人往往不走直线，而走弯路，在适当的时候向别人示弱，那他就不会成为众矢之的，反过来会比走直线的人更快达到目标。因此，这些人通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正所谓“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就是这个道理了。 接着来看看老子的“无为”。为什么要“无为”呢？这不是要世人消极地“无所作为”吗？其实也不然。老子认为“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大概可以理解为万物产生发展得顺应的不受人为力量牵制的规律。举个例子，把种子撒在土地上，人大可以对它撒手不管，而它最终也能发芽、成长，这个过程不需要其他不相关的力量参与，顺其自然就好了。这刚好与儒家哲学要求人们的行为语言遵循道德礼节等“有为”做法不同，如果是儒者来处理这颗种子的话，一定是每天浇浇水、施施肥、除除草。“无为”不像儒家的“有为”那样要求强迫人们的行为必须遵循礼法，因为老子认为所谓的“礼法”“道德”都是人规定的，不是人本身心性的自然体现，所以表现出来的“道德”都不是人的自然情感；“无为”就是依循天道来展开行动，不肆意妄为。 就上面这两点，老子的入世哲学内涵和方法论就与儒家的入世哲学的大不相同。儒家提倡以“仁”“德”来规范个人言语行为，从而使社会保持和睦状态；老子则呼吁返璞归真，摒弃刻意的“有为”。老子曾经根据“无为”思想提出很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四十三章》） 产生、发生的一切，不侵为己有；有所为而不为已，所以不恃之以为资产；身居高位却不以主宰自居而专制横行。这些思想表现就是玄德。有权力的人总有以权力征服他人的冲动，爱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任意支使在下面的人，而无为则意味着对权力的节制和对占有欲与支配欲的消解。这是老子入世哲学的主要方向。 （二）庄子 庄子反对出世与入世，却爱游世。游，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也，介乎“避”与“入”之间。 那些抛弃社会与自身的责任义务而隐逸山林、完全不问世事的避世者（出世者），最为庄子所不齿，因为他们借“净心”之名，抛弃了基本人伦，把作为人最起码的责任与义务都推卸得干干净净，事实上是一种极度自私的行为；另外，这样过于刻意，甚至更有人将其作为一种沽名钓誉的工具，后讽之“终南捷径”，实属虚伪。 至于那些把自己卷入国家政治生活而居于庙堂的入世者，老子也表示反对，甚至还带有同情。庄子具有浓重的“贵生”思想，把它推向了极致，认为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任何以生命为代价追求身外之物（名利、道德、知识、情感等）的行为无疑都是舍本逐末。由于庄子生逢乱世，个人的生命在艰险危恶的世道中犹如蚁蝼般脆弱，庄子极其关心养生与处事，以能在乱世中保全，因此儒家的积极入世在老子看来是一种无效的、损害生命的愚蠢行为，因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不仅对精神甚至对肉体都是一种深度的摧残。 于是，庄子选择了“游世”，就是“顺人而不失己”（《庄子·外物》），“外化而内不化”（《知北游》）。一方面通过外在的“顺人”，作出行为上一定程度的妥协，来保证其现实意义上的“在世性”，从而避免了避世之人对其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放弃；另一方面又通过内心的“不失己”，保持自我，来保证其精神意义上的“远世性”，从而避免了入世之人极有可能遭受到的精神疾患。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高明的生存智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