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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840年以后的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存亡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其他问题都必须为之服务才能得到继续生存的正当性。儒家思想可以继续为中国人提供理解世界、建构中西关系框架的基本理论，但却无法不承认：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没有能够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自然科学，而恰恰是这一点导致了中国在现代世界格局中的被动挨打局面。而且，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前提性条件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这方面完全无能为力，现代国家形成的正当性理论也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因此，儒家思想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几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虽然儒家思想存在的正当性受到了逐步的消解，但仍然一直有人试图将中西思想之间的文化差异接合起来，能够找到一个恰当的缝合点，以同时满足儒家思想继续延续与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两方面的要求。而且，这一努力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一直没有间断过。但这里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暧昧不明的说法取代了“儒家”的明确含义。正是在这样的话语策略之下，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想象成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言说的基本理据。 鸦片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是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刚开始全面冲撞的时期。虽然儒家的正统地位已经遭到了挑战，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其全部优势，文化自信也仍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在许多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们仍然愿意把来自西方的种种新知识、新思想放在儒家思想框架之内来理解。而且，在20世纪最初的那几年里，几乎所有今天的人们称之为先进的人们都能够用儒家语言方式来表达自己从西方得来的新知识、新思想。但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修正到了一个高峰，我们在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文字中都能找到“人类公理”一类的话语，而这些话语本身恰恰是来自西方的。这意味着，这一代思想家默认，那些来自对西方历史的抽象的“公理”是至大无外的人间真理，是普遍适用的，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不仅不能例外，而且还要主动跟上“世界潮流”，以免落后。 按照晚清政府的改革计划，科举制在1905年被废除了。这对制度化的儒家传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熟悉儒家经典的士大夫们突然之间成了这个时代最失意、最无用的一群人。虽然有些人仍然试图通过出国镀金或迅速接受西学的方式重新挤进精英阶层，但对正在经历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换的清政府来说，几乎没有想到用别的方式来吸纳和平衡这些改革的的失意者。虽然没有实证的研究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这也促成了这些人转变为革命的同情者。在清政府的最后几年里，这些仍然怀抱着学而仕观念的“海归派”们无法进入行政系统，就进入了军队系统，而“新军”的的兴起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最后，正是这些从前被抛弃了的人们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同时，国家不再把儒家传统教育作为国家支持的正规教育，也造成了儒家传统教育的中断。 辛亥革命在革了清王朝的命的同时，也革掉了儒家传统的命。辛亥革命既是一次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也是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一次努力。因此，按照中华民国的建国精英们的设想，最理想的现代国家是没有统一的国教的，应该政教分离。那么儒家传统当然也被废除了，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向考察科目，不再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了。而且，在革命刚完成后的一片乐观的工业救国浪潮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刚完成革命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工业技术，既然儒家发展不出来西方的工业技术与自然科学来，儒学被抛弃就显得尤其合情合理。 新兴起的大学是完全按照技术理性与专业分工的理念建立起来的。清朝的秀才变成了大学的教授，与留洋归来的人在大学里被“兼容并包”起来了，体用之争也不复存在了，再接下来的问题不是考虑要不要接受西学的问题，而是考虑怎样更快更好的接受西学，又怎样尽快地转化为救国救民的手段。原来的士人们就这样变成了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再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社会责任感，不再有学而仕的传统报复，不再把孔子之教当作不可怀疑的真理。1916年，严复、康有为等传统学术代表性人物参加袁世凯复辟，这一不光彩的政治行为更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儒家思想的信心与信任程度，而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一类的“人类公理”则更进一步的深入人心，成为公认的必须遵守的价值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