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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孟子这种比兴、类比的修辞论证以及其“故曰”之后的修辞化的工整之语言形式，的确让不少人望文生义、断章取义（鄙人认为实有这种嫌疑）；然而，正本清源，“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1] （《孟子注疏•题辞解》）也即“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12]（《孟子荀卿列传》）的孟子并不是“善”、“法”对讲，而是“善”、“法”并列起来与操作实践对讲，并且是相对于主体人的操作实践来讲。换句话来说，“徒善不足以为政”，是指“善”自身并不能自己运转政治，言下之意是“善”需要人实际地去推行它；“徒法不能以自行”是指“法”自身并不能自己运作起来，言下之意是“法”需要人实际地去运用它。由此，孟子来论证了“仁政”（动词）即“行先王之道”的重要性——“善”、“法”乃“先王之道”的应有之义，并呼吁诸侯王公切实实行之。幽默地说，孟子奔走呼号的一生，做的就是这个！ 孟子这句话所表达的思想和孟子的整体思想，乃是完全一致的！ （本文初稿于辛巳年春。在修订过程中，鄙人曾与复旦大学法学院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的学者杨奉琨先生进行了切磋商榷。七十四岁高龄的杨奉琨先生对文中的核心观点予以了认可和赞同，并指点了一些重要的中国古典文献的立论支持。另外，本文的修订也曾承蒙鄙学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动态》期刊社杨学功博士、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龙伯林博士的关照。在此，谨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作者，壬午年春补记于杭州藝新齋。） 【 注 释 】 ⑴ “徒法不能以自行”会有“要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的蕴意吗？“徒法不能以自行”真的是指缺少“道德”吗？“徒善不足以为政”真的是指缺少“法律”吗？近来出版的文献中，对孟子这句话持这种理解的最典型的文章可参阅《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几位教授的文章，尤其是某篇以“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题的文章，以及首都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房宁在《北京日报》2001年3月26日的文章和他在《前线》2001年第4期上所载的论点。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亦持有相同的理解，请参看其《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33-4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著名的法学专家、《中国法学》的前总编辑郭道晖先生，亦持有与他们同样的理解，请参看其《道德的权力和以道德约束权力》一文的开头语，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4期，北京。 还应提及的是，大量的作者还直接引用了孔子（551BC—479BC）“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章三）这句话来论证“德法并治”的重要性，并认为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治国既不能没有法治，又不能没有德治的思想”（高俊良：《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光明日报》2001年4月24日《理论周刊》）。我以为，先不论周时的社会规范是否还是德法一体，仅孔子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反对“政”、“刑”而主张“德”、“礼”的；他贬低刚暴之政而褒扬教化之政，其思想实质还是“为政以德”。比如，《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越过《论语•为政》第三章而通读《论语》，我们就会发现，要从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推断出坚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论语•为政》章一）的孔子有主张“德法并治”的思想学说，实乃牵强并有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之嫌。一度改革国政、振兴郑国并被孔子高度评价的郑相子产，公元前526年亦曾这样对韩宣子说：“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其意乃尽同孔子，见《史记•郑世家》。而即使儒家很早就有“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和“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的思想，乃至《尚书•多方》就记载周公言“明德慎罚”（亦见《春秋左传•成公二年》引述《周书》），但这与当今人所谓的“德法并治”，应是有区别的吧——先秦虽有德刑、德罚、德礼并/对称，但概未有德法并/对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