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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理念的原则性认同 对于自由主义的一些具有相当普世性的基本理念，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儒家可以、应该也必须予以原则上的认同----至于在具体的制度设置中如何落实，何时落实为宜，可以另议。 这些现代文明的理念，其实本来就蕴藏于儒家义理之中。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加上种种政治社会原因，它们未能在古代儒家思想中得到明确和细化，未能在政治层面落实为具体制度。（古代儒家未能突破历史局限、超前“发明”现代制度，这不难理解。何况，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君主制有其相当的传统合理性和民意合法性。） 政治性和制度性是儒家道德的重要内涵，更是儒家外王学的着力之处。汉朝以后，外王学一直郁而不彰，明末清初及清末“彰”了一下，又分别被清王朝和革命潮强行中断了。 但是，这不影响儒家与自由主义在原则上的相通、相统和超越的关系。外王学与自由主义是直接的相通、相统，内圣学则是间接的相通、相统，因为内圣道德只有通过政治道德转换为道德政治，才接上外王。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都属于道德的政治，乃是王道和德治的初级阶段。 （一）自由 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也是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 当然，在中西不同文化传统中，自由精神具体表现有异。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被动”意义上的“不做”的自由。“消极自由”的要素是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的侵犯，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和自治性，是个人意志之自由。儒家的自由精神类似于或偏向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 儒家极为重视个体的作用、价值、独立性和主动性。孔子“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经典阐述，就是倡导通过自律自修的内圣功夫体现主体的自由精神。 孟子曰“道惟在自得”，突出了自身修行的重要性。又曰不淫不移不屈、舍生而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要个体不屈服于强力，不屈服于庸众，甚至不屈服于死亡，以追求和保持自己的意志自由。历代儒家无不强调私欲的克制和道德的践履，发挥当仁不让见义敢为的仁义精神，高扬主体性的伟大与尊严。历代大儒包括宋明理学家多是活得充满意志自由和个性尊严的。 因此，梁启超、牟宗三等曾将儒学尤其是心学与西方自由观念联系起来；西方学者如狄百瑞教授,在《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中，就宋明理学传统来讨论中国思想史中的自由主义特质。 而且，面对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传统合法性的君主专制，两千多年来，儒学内部反对君主、反对专制、呼号民权的声音一直暗潮汹涌。秦汉以来，政治文明不断倒退，君主专制越来越“酷”，儒门中这种声音也越来越猛烈，在明末清初和清末达到高潮。明末清初以黄宗羲、顾亭林等为代表，清末以谭嗣同为代表。 在现代社会，儒家心性传统塑造的内在的自由精神，本质上必然导向对专制主义的反对；这种精神与儒家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强调相结合，必然导向对社会、政治的自由追求，必然追求民众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自由。这是儒家内圣学说的逻辑发展之必然，也是儒者高涨的尊严意识、自由精神之必然！ 不断高涨的尊严意识、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必定要在行为上和政治上寻找出路。一定的政治道德必然产生相应的道德政治，道德自由必然表现为政治自由的追求和文明制度的建设。道德政治也必然体现为文明的制度。所以，一旦条件成熟，内圣开出新的、现代性的外王是顺理成章的事。即：儒家的内在的自由精神必然表现为外在的自由追求，进而落实为政治自由及制度保障，有效保障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等自由权利。 二十一世纪的儒家，在关注个人道德修养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公共的社会政治问题，在追求内在的道德自由的同时，更应该追求外在的政治自由，致力于建立保障外在的自由人权的制度框架。 由于重视制度建设和创新的外王学两千多年来暗而不明、郁而不张，秦汉以后的儒学传统中严重匮缺“消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因此，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方面，中华儒家与自由主义双方正好互相拾遗补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