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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心性儒学是实质性的学问。所谓“心性”，虽与韦伯所说的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有相近之处。西方世界经过解除魔咒后，宗教已“合理化”为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的载体（新教尤盛）。而产生于东方的心性儒学则没有经过新教般的“合理化”过程，仍保留着非常纯正丰富的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资源，故心性儒学可以对治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偏盛、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失落这一未来世纪面临的根本问题。由于这一问题在现实的层面表现为种种具体的问题，下面谨就心性儒学如何对治未来世纪面临的种种具体问题作一简要的论述。 三、心性儒学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仍是贯穿未来世纪的主题，尽管罗马俱乐部的忧患之士们大声疾呼增长具有极限、人类正处在转折点，但现实经济发展的车轮正加足马力往前冲，没有停止的迹象。这种情况已被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夫妇所言中。奈氏夫妇在其《二千年大趋势》一书中指出：增长没有极限，美国不会衰落，全球经济将继续发展。如果考虑到环大平洋经济圈的兴起，“四小龙”的继续腾飞，经济发展作为未来世纪的主题当无疑义。但是，这种未来世纪的经济发展仍是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技术统治、意义丧失、人性异化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未来世纪的经济发展仍是以韦伯所揭示的世界“合理化”的过程为其前进目标的。因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深刻矛盾与困境仍是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反宾为主压倒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而为经济发展的主宰，即意味着经济生活不受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支配而盲目去实现与其相反的“合理化”目标。）因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代表着人性的最高价值，故违背价值理性与形式理性即是违背人性而非人性化（de-humanization）。这种非人性化的经济发展表现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即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异化，人与自身产品的对立和异化——即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造成资源生态的严重浪费与破坏而自外于自然，还受到自己手造的各种财富、消费品和金钱物质的役使与压迫而自外于自己（如形成各种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和广告诱惑而受其支配）。因此，要解决未来世纪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就必须克服经济发展的非人性化倾向，而要克服经济发展的非人性化倾向，就必须使经济发展符合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要求，用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来指导、规范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增长沿着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而人性化。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有一套专讲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学问来对治经济发展的非人性化，而儒家的心性之学就是这种专讲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博大精深的一整套学问。 我们知道，儒家心性之学专讲“心性”，而“心性”涵盖了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依心性儒学，“心”是本心，是良知，是灵觉；“性”是本性，是仁体，是明德，“心性”是天之所命而人所固有者。“心性”含万善、具万德、藏万理、储万机，是世间一切存在物的道德本体与价值源泉。故宋儒将“心性”称为“天地之性”、“天命之性”、“本然之性”，认为世间一切善、一切理皆从此“心性”中流出，宋儒所谓“心具万善”、“性含万理”即是此意。可见所谓“心性”即是超越于万事万物之上的宇宙本体，是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依止，一切人类活动都必须从“心性”中获得其价值，并接受其指导而为其服务。鉴于此，作为人类活动之一的经济发展亦不能例外。按照心性儒学本体发用创生世界的义理结构，即必须用“心性”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进行规范，矫正经济发展过分“合理化”的偏向，使经济发展“心性化”，从而使经济发展“人性化”，在经济生活中确立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指导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的主宰地位，使二者达到应有的辩证的平衡，即达到儒家“致中和”的理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接受儒家心性之学重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思维模式，以心性儒学所揭橥的义理价值来作为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指标，以儒家“人文化成”的理念来规范经济发展，使未来的经济发展成为“人性化的经济发展”。只要人类一朝觉悟，改变自己以往的思维方式，真正以“心性”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未来世纪实现“人性化的经济发展”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一奇迹的出现端赖人类接受儒家心性之学的决心和程度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