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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应新儒家对“政治儒学”的批评 新儒家后学虽然亦不能否认中国儒学中有一“政治儒学”传统，但碍于其“心性儒学”传统，仍判“政治儒学”为儒学“歧出”，认为只有以“心性”为中心才是儒学正宗。如李明辉仍以“心性儒学”为标准判建立在今文经上的汉代儒学为“歧出”。此外，在中国政治重建的问题上，新儒家自认为儒学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争论已经成为历史，儒家思想与自由民主思想具有高度的相容性与同质性，如李明辉认为“在新儒家与自由主义基本信念之间并无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由于台湾已实现了自由民主（吊诡的是一个极端反对中国文化的政党开出了台湾的民主而非由儒家开出台湾的民主，现在港台新儒家后学对这一吊诡现象无法解释而处于失语状态。），又由于西方已经是自由民主国家，儒学的自由民主诉求已经实现，儒学内在的政治价值已经彰显，因而儒学在政治上的任务已经完成，儒学的现代使命就只剩下成为一个思想的“纯批判者”（李明辉语），而不是现实政治的建构者。是故，新儒家对“政治儒学”是排斥的，因为“政治儒学”断然拒绝以自由民主作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主张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政治礼法制度，即“王道政治”。由于新儒家在解决中国政治重建问题上政治资源已经枯竭，他们又不认同“政治儒学”，他们所理解的儒学已经成为“去政治化的儒学”，作为“政治的孔子”与作为“孔子的政治”在他们心中已不存在，他们已无法回应日益复杂的政治问题，他们已经从政治中退场。因此，他们不仅没有能力解决中国政治重建的问题，也没有能力评判“政治儒学”，因为他们不理解“政治儒学”，就像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不理解“政治儒学”一样，原因在于二者的政治理念趋同。是故，他们对待“政治儒学”的态度是尽量回避，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仍在一边同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同高唱中国即将迈向自由民主的大合唱。对于新儒家，我的回应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政治制度的能力，他们已经“变相西化”成了中国自由民主主义的附庸，即他们理解的儒学已经变成了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主义的“支援价值”，而他们心甘情愿地把自由民主主义尊奉为中国政治的“主导价值”，这正是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最认同最愿接受新儒家的地方。总之，在政治问题上，新儒家理解的儒学成了“歧出的儒学”，没有坚守儒学自身的政治价值，有“以夷变夏”之嫌。 四、回应启蒙派对“政治儒学”的批评 中国的启蒙派最反对“政治儒学”强调“政教合一”，即反对“政治儒学”强调必须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儒家价值，并且最反对“政治儒学”强调“圣贤政治”，即反对“政治儒学”强调必须通过“圣贤教化”来建立社会的基本政治秩序。他们的根本哲学立场是康德的“个人自主”，故他们反对“儿童读经”，认为“儿童读经”不是“启蒙”而是“蒙启”；他们反对“王道政治”，认为“王道政治”就是愚民的神权政治。在他们眼中，孔子是一位启蒙思想家，是一位人本主义者，甚至是一位充满理性批判精神的康德主义者，而强调圣贤道德教化崇尚神圣礼乐的“政治的孔子”在他们心中不复存在。对中国的启蒙派，我的回应是：套句施密特的话，在政治上圣贤教化没商量！因为政治权力必须是实现教化目的的工具，即政治权力必须承担教化功能实现道德价值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正当性理由。 五、回应马列派对“政治儒学”的批评——（略） (责任编辑：admin) |